与砖头瓦块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我的父亲，在1990年那个炎热的夏天突然患了脑溢血。从医院生死一场回来，体力活就再也拣不起来。无奈，只得从单位办病退。

　　病退是个好听的名词，其实就是从此再也用不着到工地去上下班。那个时候，父亲所在的镇建筑公司，景况已经走下坡路。计划经济的僵硬外壳被几个脑壳活泛且有门路的壮劳力戳破，各自拉扯起一帮人马开始搞承包经营。这伙人高兴了缴来的管理费，除了上交利润外，刚好养活公司的几个头头脑脑，那个存续了将近40年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离散伙关张的结局已经为时不远。父亲是老职工，看着这个日落西山的垮杆企业，没容头头脑脑说，就主动把自己列入老弱病残类，提出走人。一夜间，五十出头的父亲没有了一分钱的收入来源，生活费、医药费从此有了上顿没下顿。父亲回家的时候，正是深秋。门前的两棵泡桐树，正在落叶。不知从哪里飘来一只断了线的风筝，悄无声息地落在屋檐下。父亲望着泥水中的风筝，半天没说一句话。

　　但是第二天，父亲就出了门。半月时间不到，父亲的书屋就在镇上开了张。父亲写信告诉当时在部队当兵的我时，我首先觉得身为人子，忠孝不能两全。提干不到两年且刚成家，微薄的工资于生病父亲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但是我坚强的父亲，不管是当面还是在信中，从来不提一个钱字。)第二个反应是高兴。这下可是遂了父亲的心愿。泥瓦匠开书屋，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竟在父亲手中实现。换了他的任何一位工友，难说。

　　仅有高小“学历”的父亲，却嗜书如命。曾经偶尔一次听他愉快地说起他出生于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是一所小学的校长，父亲还是国立武汉大学的学生。谁知到了他这辈，却做了一个泥瓦匠——言语中流露出多少无可奈何，言语中满含着对读书事文化人的羡慕。又听街坊邻居老辈子们说，父亲十来岁的时候，家遭一把“天火”，殷实的家产被烧得精光，仅从火海中抢出一张断了腿脚的木方桌。为生计为糊口，父亲不得不含泪中断学业，跟人学了手艺，提着灰桶入了镇上刚刚组建的建筑队。从此风里来雨里去，常年累月在外爬脚手架。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一个打工崽，养活全家人。

　　很少回家来的父亲，留给我们兄弟的印象是近似木讷，从来不在我们面前叙说他小时候经受的苦难，更不说家里曾经发生的故事。我们仨兄弟对自己的“家史”，语焉不详，稀里糊涂，一星半点的见闻，多半来自道听途说。唯一让我们眼见为实的，是父亲的嗜好比较特别——只要有空闲，干粗活下力气的工友们聚在一起喝酒打牌吹牛皮，父亲却是找一僻静处看书写字。他的京剧、汉剧唱得好，大段大段的样板戏出自他口，常吸引一大群人围观。他的床铺也比其他师傅们收拾得干净，随时都能在床角找到一本两本小说、诗歌和他写的零星文字来。我小时候读过长诗《阿诗玛》，就是从他的枕头底下找出来的。后来有一天，不知从何处翻出一本泛黄的手写体歌剧《九岭岗》，一看署名，竟是父亲的大名。追问来家玩耍的叔伯，才知父亲在他年轻时候，不仅创作了这个歌颂黄杰同志(徐向前元帅夫人、松滋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的歌剧，还亲自出演了其中一个重要角色。呵呵，原来我的父亲，可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泥瓦匠，而是一个对命运心有不甘的文艺青年呢。

　　书屋搭得勉强，其实就是一个用废旧椽角檩子夹板作墙、几块石棉瓦当盖的书棚子。棚子制作完毕，父亲找到镇文化站的胡青云站长，开门见山说了自己的想法。胡站长知道父亲的嗜好，暗地里也把父亲当做镇上的“文化人”对待，二话不说就开了绿灯，准许书屋摆在电影院门前临街的空地上，还说电影院是大众文化场所，人多，对你的书屋有好处。父亲千恩万谢，悄悄递给胡站长一盒纸烟。胡站长笑着推让一番，接了。说，罗师傅开书屋，是我们镇里的新鲜事，谁说咱泥瓦匠就只能干粗活?我文化站今年的总结，有写的，很好。

　　书屋开张那天，父亲亲手写了白底红字的“艺苑书屋”，裱成匾额，端端正正挂在棚子门楣上。书屋大门，是废旧利用——两扇工地上废弃的拉闸门，经父亲敲敲打打，重新派上了用场。屋内，进门一米处摆一透明玻璃平柜，柜内放杂志和一些连环画。玻璃柜后，置三把木椅，既是父亲的工作椅，也可让来书屋看书的读者小坐歇息。山墙根处，并排置两大木柜，父亲积攒多年的藏书全部在柜子里亮了相，加起来也有个五六百本吧。为方便借书，父亲把藏书分门别类一一编号，按照书的品相列出出租价目表，悬挂在书屋显眼位置。一个规规矩矩的小型图书馆就这样破天荒出现在这个千年小镇，吸引了十里八乡的爱书人前来凑热闹。开张三日，藏书竟借出大半。比较可观的业绩，喜得父亲合不拢嘴，高兴得胡站长隔三差五跑来书屋指导指导。人说，罗师傅到底是个有文化人，搞得蛮好。

　　从此，父亲如找到失散多年的亲人一样，专心致志，侍弄他的书屋。除了早中晚三餐饭回家外，成天价呆在书棚子里，出租书籍，收取租金，退还押金，整理账目。没有“生意”时，父亲会戴上老花镜看书读报。或者，笑容可掬地与来书屋闲坐的人说古论今，交流心得。再不，让人操琴，咿咿呀呀唱上一段《凤还巢》。街道对面的知青商场店员，一致认为罗师傅自开书屋以来，哪里还像个生过大病的人?红光满面，精神比我们年轻人好几倍呢。

　　也有不顺的时候，两年时间不到，书屋竟被小偷光顾三回。前两次，小偷趁父亲去电影院解手的空档，把玻璃柜子中的零散借书押金全部盗走。父亲笑笑，权当是小孩儿干的，说当他们拿去买糖吃了。第三次就绝对不是小孩子的行为，盗贼奈何不了夜晚紧闭的拉闸门，在月黑风高时用铁锤把还算牢靠的椽子后墙砸出个大洞钻了进来。原本想狠狠偷一把，可书屋内除了书就是纸，盗贼费力不讨好，竟恶毒地在屋内拉屎拉尿。父亲看了现场，苦笑，对胡站长说，租书一本，一天才收五分钱租金，这书屋哪里是发财之地呢。真是为难了偷儿。胡站长说，你这书屋，还得加固。钱不够，站里出。

　　至于胡站长出了多少加固钱，父亲没说，镇上也无人传说，我们在外工作，更不知道。三年过后，胡站长调去县里，走了。父亲的书屋从此再无领导光顾。又过三年，父亲把书屋交给技校毕业的小弟经营，带着母亲来到重庆我的家，小住一段时间，却连做梦都是在他的书屋进进出出，不习惯，只得放弃在重庆养老的打算，回去继续续写他的“书屋梦”。可谁知，父亲回家不到半年，在那个寒冷刺骨的正月，突然从书屋奔跑回到家中，一下子瘫倒在母亲怀里，连半句遗言也没能留下……

　　又过半年，父亲的书屋被小弟转给他人。一年以后，连父亲亲手砌就的房屋也被转卖，只留下父亲的坟茔，孤零零呆在镇外荒山野岭。

　　在这个泊来的父亲节，我想念伟大的父亲，想念他的不平凡的晚年，更想念实现一位泥瓦匠“做读书人干文化事”梦想的那一间简陋的书屋……

　　(作者为重庆作协会员、重庆散文学会会员 通联：400011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2号)

　　本文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