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区的西环路，是通往龙山公墓和八宝山公墓的必经之路。这几天，随着清明节的临近，附近寺庙前卖香烛、纸钱、花环的小摊位一下多了起来。前来购买这些祭扫物品的人也是络绎不绝，这给这个节日平添了几分凝重、肃穆的气氛。

　　在“清明”这个空气中都弥漫着思念气息的日子里，我的心情也一下变得沉重起来。打开珍藏在柜子里的一本本相册，翻看着一张张发黄的相片，我又想起了我的母亲。

　　　　老实说，母亲并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印象，一些有关母亲的情况，都是在我稍大后陆陆续续从父亲和哥哥姐姐他们那里了解到的。他们告诉我，母亲在我刚出生不久，便被查出患有胃癌并且已是晚期，限于当时的经济条件和医疗水平，在得病的第二年正月便去世了。临终前母亲已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最令她放心不下的就是当时还出生不到十个月的我，反复叮嘱父亲不要将我送给别人。她说天无绝人之路，这孩子一定能抚养大的。母亲说这番话是有原因的，因为在她病危期间，母亲的堂妹来看望她时曾提出想收养我，母亲没有当场表态，可以想象她的内心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她舍不得将孩子送人，一方面又担心孩子留在家里不好养活。要知道那时正是物质极度匮乏的六十年代末期，像牛奶之类的母乳代替品是根本买不到的。母亲去世后，家里的天也塌了半边，父亲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没有将我送人。此后，我便成了父亲的影子，不管是风里雨里，还是田间地头，父亲走到哪里便将我带到哪里。

　　　　据父亲回忆，母亲人老实，沉默寡言，在生产队干活常受别人的气，一些脏累重的活总少不了她，有时甚至干些和男劳力一样的重体力活。这些母亲并不去计较。为了多挣工分养活一大群孩子，她不得不比别人付出双倍的辛劳。更令人气愤的是，据说有一次生产队的食堂丢了粮食，别人硬赖在她的头上。不善言辞的母亲有口莫辩，最后不仅被扣掉了不少工分，还大会小会的点名批评。母亲急得大病了一场，父亲气得多次去找别人论理。但在那个近乎蛮荒的时代，许多道理是讲不清的。

　　　　母亲的去世，对这个儿女众多的家庭无疑是一个深重的灾难，对父亲的打击也是十分巨大的。我常感汉语词汇的丰富，但它似乎也有不够用的时候，当时的情景若用“肝肠寸断”“欲哭无泪” “五内俱焚””来形用父亲悲痛的心情也许还难以表达其之万一!依稀记得父亲经常望着母亲的遗像暗暗落泪，他的头发也在那段时间一下全白了。每年的清明节和除夕夜，父亲总会带着我们一起到母亲的坟前去祭奠一番，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带我们去让母亲好好看看，让母亲知道儿女们都长高了。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我们都离开老家参加工作为止。母亲去世后父亲一直都没有再续，后半生都是一个人在孤独中过的，可见父亲对母亲的感情之深。

　　　 失去了母亲的人生是残缺的人生，这对儿女们身心的创伤都是无法估量的。我们兄弟姐妹性格大多较为内向就是一个证明。小时候看到与自己年龄相仿的伙伴们躺在妈妈的怀里撒骄时，不谙世事的我常去问父亲“妈妈哪里去了”，这时总会惹得父亲阵阵哽咽，慢慢的我才知道了自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没有妈妈的呵护，缺少人间最伟大的母爱。后来，我曾看过一部名为《星星知我心》的台湾电视连续剧，剧中女主人王佩霞一家的不幸遭遇和我们家当时的情景何其相似，人们常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我每次看该剧时眼眶总是湿润的。我想，为什么这么多的不幸总是降临在这些善良的人们头上?

　　　　 父辈的不幸也许不仅仅只是某一个家庭的不幸，而是那个时代悲剧的缩影。直到进入八十年代，当改革的春风吹入千家万户的时候，我们家的情况才有了好转。但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伤害实在太多太多，令人不堪回首。人啊，不管什么时候，也无论他的年纪有多大，失去了母亲总会有成了孤儿的感觉。

　　　　朱自清写有《背影》，高尔基也写有《母亲》，我不敢与这些名家相比较，仅以我笨拙的笔写下这篇文章来寄托我对母亲的无限哀思和缅怀。“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就像小草无法报答阳光的滋润一样，父母的养育之恩是儿女们永远报答不了的。当我将这篇祭文在清明节烧给母亲时，母亲若地下有知，也许会感到一丝慰藉吧!

　　（冯五洲，男，原籍湖北天门市人，现住湖北荆州。荆州区作协会员，湖北沙隆达集团员工。先后在《楚天都市报》《荆州日报》《荆州晚报》《江汉商报》《信息早报》《楚天文学》等报刊上，发表散文、感言、杂文、诗歌等百余篇。）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