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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学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6年)是何兆武先生口述、文靖(原名文静，1975年生，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哲学系，现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女士撰写的一本回忆录。

　　何先生特别强调“回忆录不是学术著作，也不可以以学术著作视之，读者切不可用所要求于学术著作的，来要求个人的回忆录。”也就是说回忆录全然是个人的主观印象和感受，对里面所述人与物及事件，信之，姑且听之;不信，可作茶余饭后一点笑料。何先生在《上学记》里面提到了数十位老师与同学，其中有很多著名人物，如闻一多、张若奚、吴晗、冯友兰、金岳霖、陈寅恪、钱锺书、王浩……虽然他们都已作古，但他们一个个的喜怒哀乐从何先生的口中、从文靖女士的笔尖流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一个人物形象，都是一道奇特的风景，令人难忘。

　　何先生轻言细语的叙述，平实、感人。读何先生的《上学记》感到十分亲切，那是缘于我也是读书人，也是为人师之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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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学记》中记叙了一些名人的轶闻趣事，那些大师让人仰视的同时，也让人看到了他们平凡的另一面。

　　丰子恺的散文，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有较大的影响。他的《孩子们的音乐》《近世西洋十大音乐家故事》《西洋建筑讲话》等，都是何先生欣赏的;但何先生说那不是丰子恺先生创作的，是抄袭日本的。还有梁启超先生，他说梁先生的好多东西也是抄袭日本的。他很欣赏梁先生，对梁先生的评价很客观，他认为梁先生的思想非常活跃，什么东西都往里面搬，搬来了就转手贩给那些渴望需要这些东西的人，那个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受梁先生的影响很大，因此梁先生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何先生欣赏徐志摩的新诗，而徐志摩的诗是模仿英国浪漫派的。

　　按现在的说法，那些大师们的东西都不是原创的，有剽窃之嫌!

　　何先生不喜欢茅盾与巴金。他读茅盾是硬着头皮读的，他对茅盾小说中描写的背景与生活很陌生，所以就没有兴趣;他不喜欢巴金，一直到老都不喜欢，认为他的东西缺乏思想深度，得不到什么启发(P30-31)。

　　我也有同样的经历，刚进大学时读茅盾的《子夜》也很吃力，大概就是书中的生活与现实脱节太大之故吧。巴金的书要好理解些，大学毕业前断断续续读完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晚年巴金写的《随想录》影响很大，我还没有打算读它，但想买一套收藏。虽然民间将茅盾与巴金排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前六的第三、第四(鲁郭茅巴老曹)位大师，说起来惭愧，在我拥有的一面墙壁书橱藏书中，目前还没有一本茅盾与巴金的作品!

　　何先生说到他看四大名著，好多字不认识，就根据故事情节囫囵猜测，一个大学者，在读者面前不怕亮丑，真是难能可贵!

　　何先生谈到冰心的一件趣事，冰心在她的一篇回忆录里说，小时候看书时，不认识的字胡乱念，这使得她长大以后仍然读很多白字。冰心是久负盛名的当代文学作家，她的《寄小读者》影响了几代小读者，这样一个名家，居然也常常读白字，真是有趣哟!

　　与那些前辈比，现在的一些“名人”真要认真反思了。据9月25日(2017年)《中国新闻网》消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为创刊15周年的《美文》题词：“《美文》杂志年方十五，风华正茂，英气逼人……”居然把“茂”字写错了，将下部的“戊”写成了“戍”。

　　错，并不可怕，怕的是有错不认错。作家也是人，写错字或别字也正常，但题词就应该谨慎了，最好不要随便题词，若因为身份特殊非题不可，那可要十分小心，不能有错别字。退一步讲，就算不小心写了错别字，在读者中作一个更正，也不为丑，读者也能谅解。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居然有人为其错字辩护，这就有溜须拍马之嫌了。

　　《美文》编辑高杨为铁凝开脱，“可能是印刷的问题……”并说，“我们要尊重铁主席……”著名作家贾平凹对铁凝写错别字感到“无所谓”，他认为，在书法中多一笔少一笔很正常，这不能算错别字。一个作协主席写了错字，居然不算错字，居然还要尊重其错!贾平凹本来是我尊敬不多的几个作家之一，他的这一奇葩逻辑，使他的形象在我的心中坍塌了。

　　何先生谈到高他一级的才子杨振宁时，流露出的是赞赏的口吻。在他的心目中，杨振宁很狂傲，他亲耳听到杨振宁评价爱因斯坦的一篇论文，杨振宁带着十分不屑的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P128)，爱因斯坦是当代物理学界的大宗师，杨振宁用大不敬的口气将其骂得一钱不值，对于那些有才华的年轻人来说，大概都需要有这样的气魄才可以超过前人吧，假如每个人都是亦步亦趋地跟在老师的后面，那怎么能超过前人，又怎么能够进步呢?正因为有杨振宁做学生时的狂傲，才成就了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才成就了为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

　　何先生对杨沫的《青春之歌》也提出了质疑，小说写“一二·九”运动，写北大女生，书中写林道静未婚同居，并且与几位男性有染。何先生说，这在当时简直是绝无仅有的事情。何先生决不是无中生有，因为何先生的两个姐姐是当时的北大学生，那时北大女生才四五十人，何先生常去那儿，有一大半女生他都认识，从来没有听说过谁是结过婚的。

　　不过，何先生太较真了，这一点，我要为杨沫说一句话，作为小说，编造故事、虚构情节应是允许的。

　　杨沫当年是北大的旁听生，故事大概是编造的。

　　杨沫的化身就是主人公林道静，而那个做为陪衬的余永泽就是20世纪末未名湖畔三雅士之一的张中行先生。现实中的张中行与小说中的余永泽，无论是人格还是人品都是有天壤之别的。

　　“文革”期间，有人找到张中行，希望张中行能揭露杨沫的“罪行”，张中行却说：“那时候，我不革命，杨沫是革命的。”在揭发材料上写“她(杨沫)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还为杨沫的《青春之歌》辩解：“这是小说，依我国编 目的传统，入子部，与入史部的著作是不相同的。”

　　张中行先生除了对贬损他的杨沫给予了极大的宽容之外，对那些落寞的文人也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慰藉。上世纪50年代，他常去八道弯看望周作人。周作人是他老师，头上戴一顶汉奸帽子，是一个被社会遗弃的学人。那时候能不怕旁人的势利眼，敢和一个汉奸往来，没有一份良心与勇气是做不来的。

　　张中行的心胸再开阔，也无法抺去杨沫在他心头刻划的“余永泽形象”那一道深深的伤痕。1990年，杨沫去世时，张中行拒绝参加她的遗体告别仪式。张老先生说，“参加有两种来由，或情牵，或敬重，也可兼而有之。对于她，两者都没有。”

　　新中国成立后，杨沫与张中行曾有一个笔墨官司。现在他俩均已仙逝，他们间的恩怨都一笔勾销。

　　何先生对吴晗的看法那是相当糟糕的。吴晗当时任教云南大学，因顶替离开西南联大的钱穆，被聘请到西南联大教中国通史，何先生不喜欢上他的课。吴晗的几件糗事给何先生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

　　第一件事。吴晗当时是“二房东”(从法律意义上来讲，房屋出租人为房东，承租人为房客;房客将房屋以高于原租金的租金转租他人，从中获利者被称为“二房东”)。何先生的姐姐也是西南联大学生，毕业以后从吴晗那儿租过房子。

　　吴晗经常赶人搬家，说是有亲戚要来住，要把房子收回去。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有亲戚要来，不过在旧时代，二房东要涨房租的时候总是这样赶你走。吴晗轰过我们几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P153)

　　吴晗像个大学教师吗，倒像一个斤斤计较的生意人。

　　第二件事。当年，西南联大经常遭日本飞机轰炸，天天跑警报，在危急关头，是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的，书中写到50多岁的梅贻琦极有绅士风度，平时穿戴很整齐，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永不离手，跑警报时仍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而吴晗又是怎样跑警报的呢?何先生是这样写吴晗的：

　　可是吴晗不这样，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让我觉得太有失一个学者的气度。(P154)

　　吴晗又变得像一个贪生怕死的人了，若直面抗日战场，他能经受住那种严峻考验?

　　不怕死的人是有的，有一个叫杨南生(火箭专家)的同学，从来不跑警报，有一次，人家生把他拉走躲起来，弹片正好落在他身边，把一个茶碗砸碎了，他不但不感谢人家，反而说，“这回就是跑坏了，不跑留在屋里还炸不到。”(P181)因此，看一个人怕不怕死，与政治觉悟的高低没有多少关系。

　　第三件事。他带的中国通史必修课，有一次考试，全班都不及格。其实这也正常，及格与否，与老师出题的难易有关，与老师的水平关系不大。周培元先生也有过同样的遭遇，当年周先生教物理系二年级《力学》必修课，第一次月考，也是全班不及格。吴是青年教师，周的资历比他老多了。但在对待学生考试不及格这件事上，心态为何如此不同呢?

　　同学们派代表和他交涉，首先自我检讨没有学习好，然后表示老师的教法是不是也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吴晗一怒之下宣布罢教，在校园里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当时上课的同学大概还有人不会遗忘这段插曲。(P154)

　　其实，吴晗的学生做得不错，有理、有节。他们先是作自我检讨，承认没有学好;然后，才建议老师要改进教学方法。作为教师的吴晗，面对全班学生都没有考及格的现实，首先应该自责(不管是何原因造成的);然后应该反思，教学中存在哪些问题，如何改进;最后就是做好补救工作，给学生一次补考机会。可吴先生一怒之下宣布罢教，这哪里像个教师?又如何能为人师表?!

　　吴晗的表现与其梅贻琦校长比起来，那是相去甚远了。在西南联大的时候，体育不算学分，但必须念完八个学期的体育才能毕业。何先生有一年得了闌尾炎开了刀，休学了一年，因病可以免一学期体育，但仍缺了一学期，他请示梅校长(兼教务主任)，梅校长批示让他去找教体育的马约翰先生商量(注意，是商量，不是要马约翰先生批准或同意)。何先生对马约翰先生说：“差半年体育毕不了业，太冤枉了，能不能想个办法?”(P270)马约翰先生虽然觉得为难(因为大教授吴宓在大学时因跳远没及格，留级一年)，但仍是给予了通融，他给何先生一本体育书，让他看完后写一个报告作为补考成绩。何先生写了一份读书报告，就让其毕业了。梅校长也好，马约翰先生也罢，对学生是何其宽容!吴晗与他们比起来，又该有何感想?!

　　我在大学时，也有何先生所谈的那些经历。大二时，我患肺结核休学一年，有一门功课(常微分方程)没有成绩，找廖晓昕(不是我的任课教师)老师要求补考，廖老师没有因为我不是他的学生而拒之门外，并且让我顺利通过补考;我不爱运动，体育是低能儿，除了双杠勉强得了一个良好外，其它项目均不过关，体育均分不及格，体育老师让我站在蓝框下投了5次蓝，进了3次，就算我体育过关了。说起来惭愧，体育老师姓甚名谁我都忘了。看到何先生谈马约翰先生时，不由想起我的老师来。大三时，计算机考试，我们年级几乎“全军覆没”。当时没有老师批评我们，倒是系领导说了一些安慰的话，然后，让全年级补考。

　　吴晗因《胡应麟年谱》一稿得到胡适的赏识，被推荐到清华大学读书。在胡适的建议下，专攻明史，终于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写出了《十六世纪前期的中国与南洋》《皇权与神权》《朱元璋传》等学术著作。

　　胡适本是吴晗的恩师，可吴晗没有感恩之心。1962年，吴晗两次接受《北京日报》记者的采访，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时，强调的是自学。他这样说：“胡适之做过我的老师，没给过我什么。我之有些知识，主要是靠自学。”这时的吴晗已把先前恩师说得一无是处。

　　何先生对清华大学给吴晗立像也是有看法的。何先生说，

　　我并不是说吴晗不可以立像，不过比他更优秀的人太多了，讲学术，他比不上陈寅恪、王国维，讲影响，他比不上梁启超，讲贡献，他比不上叶企孙、赵九章，为什么不给他们立像?(P155)

　　吴晗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位居北京市副市长要职。纵观吴晗一生，除了头上一些耀眼的光环外，他算是一个悲剧人物。在“文革”期间因其所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受到错误批斗，最后不得已在狱中自杀，家破人亡。“文革”结束后，其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

　　何先生对冯友兰、艾思奇印象也不好。

　　冯友兰主要是跟风、违心。80高龄，衰卧病榻，为迎合江青，写了一系列咏史诗，其中两句“则天敢于作皇帝，亘古反儒女英雄。”(P157)这还有一个“哲学泰斗”的骨气吗?艾思奇主要是武断，当年有人担心苏联对我国东北有野心，艾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有野心?社会主义国家是不会侵略的，不然，我可以把头割除下来。”(P259)这像个大学问家说的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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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幸福?辞海的解释：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生活、境遇)称心如意。百度的解释：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对生活的满足和感到生活有巨大乐趣并自然而然地希望持续久远的愉快心情。

　　不同时代对幸福有不同的理解。何先生一个初中同学对幸福的理解是，——放学回家做完功课，然后一边听窗外的雨声，一边躺在床上看小说，看完小说后再吃一顿油煎饺子，他将那理解成是世上最幸福的事情。

　　央视名嘴白岩松先生是这样理解幸福的，他认为幸福需要三个层面的因素，物质、情感和精神。他进一步引申，——物质是基础，情感是依靠，精神是支柱。很认同白先生对幸福的理解，毕竟我与他是同时代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经常吃不饱肚子，更少沾荤腥，那个时候，能吃一顿饱饭就很幸福了，若是逢年过节，吃一餐肉，那是幸福无比了。那时候的幸福就等同于物质的丰富。当人们吃饱喝足之后才发现，那不过是低层级的幸福，要达到更高层级的幸福——那就是人们除了拥有物质的富裕外，还要有生活的尊严。从我50多年的人生经历来看，幸福与财富的多少没有关系，与做官的大小没有关系。在一个单位，是不是幸福，看你是否遇到了一个心胸开阔，作风民主的好领导，周围是否有一些志同道合，为人正直的好同事?有了这样的领导与同事，你每天才能有尊严地生活在幸福中。在家庭里，要有一个贤惠的妻子(或丈夫)，一个孝顺子女，生活在这样的家庭，老爷们(或老娘们)就是天下幸福的人了。尽管我对幸福下了如此结论，不过离幸福还差很远的距离。

　　何先生是如何理解幸福的呢?何先生对幸福有自己的看法：

　　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P101)

　　在另一处则再次强调：

　　幸福最重要的是在于对未来的美好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越来越美好。(P127 )

　　何先生与我们出生于不同的时代，但对幸福的理解比我们更深刻、更透彻。

　　何先生曾想写一本幸福论，我期待着何先生的幸福论问世，可是何先生今年已是96岁老人了，我这想法是不是有些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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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先生谈他80多年的生涯中，最怀念的是他的学生时代。他对学生时代的憧憬是因为自由的学术氛围。

　　他的学生时代没有标准教科书，考试没有“标准答案”。何先生认为：

　　不过我想还是应该没有“标准”，包括自然科学，我认为也不需要有个标准，如果大家都按一个思路去想，科学怎么进步?包括爱因斯坦的理论也不应该成为标准，否则永远不可能超越。(P108)

　　而我们目前学校之现状，是不是太标准太统一了呢?课改前的中小学教材只有一个人教版，课改后，虽然多了几个版本，但高考仍是全国一张卷。有人说，这体现了公平;其实，这恰恰制造了最大的不公平!要讲公平，不但全国一张卷，还要全国一条线(高考录取线)。卷子虽然统一了，可录取分数线相差悬殊，还谈什么公平?!

　　何先生做学生时，除了没有标准教科书，各个老师教的也不一样，各个学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老师讲课十分随意。何先生在中大附中上学时，化学老师讲课就没用讲义;在西南联大，陈寅恪先生上课时，从来不看教本，信口讲;国文老师讲课，心血来潮，高兴讲什么就讲什么，今天讲李白、杜甫，明天可能讲庄子、老子。如果按现在的要求，他们都是不合规范的。至少通过不了每学期学校的常规检查。何先生是如何看的呢?他认为：

　　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P109)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P110)

　　在课堂上，老师是自由的。同事之间的关系也是融洽、平等的，他们能坦诚相待，他们那个时候，什么立场的同学都有，既有信仰三民主义的，也有信仰共产主义的，还有信仰宗教的，他们平时也争吵，但私人之间的关系很融洽。同学如此，老师亦然。老师之间也有文人相轻的，对同事的褒贬都是不留情面的。

　　冯友兰在课堂上骂胡适，说胡适到1927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刘文典将沈从文贬得一塌胡涂，要讲教授嘛，他说陈寅恪值一块钱，他自己值一毛钱，沈从文只值一分钱(刘文典是什么人?他连蒋介石都没放在眼里。1929年11月，因为安徽爆发学潮，蒋介石十分恼怒，怪罪刘文典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蒋在盛怒之下打了刘两个嘴巴;刘当时是安徽大学校长，他不甘示弱，飞起一脚踢在蒋的肚子上。蒋将刘关进了大牢。后经蔡元培、吴稚晖等保释，加上社会舆论之压力，蒋才不得不将刘释放)。

　　学生对老师也有不客气的。何先生的一个同学在一次数学考试中，用了一种新方法，老师给判错了，他就把某杂志上的解法拿给老师看，并在学校贴了一张小字报。

　　现在的学校，还有这样能公开贬损同事的老师吗?还有这般钻牛角尖的学生吗?可见，当年人与人之间是何等宽容，学术风气是何等自由!

　　学校的自由还不仅仅体现在这些，何先生在高中是跳级考上西南联大的。西南联大实行学分制，为了凑学分，学生就选容易pass的课听。郑天挺先生是教历史的，他的课容易通过考试，所以选他的课的学生很多，物理系的、化学系的都选修他的课。沈从文虽是名人，可选修他的课的只有六七人。假若是现在，学校可能要出面做学生工作，要考虑平衡，要进行调剂。

　　对那种“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不仅仅是何先生一个人，其实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憧憬。上世纪60年代，对胰岛素合成作出重大贡献的邹承鲁院士，当年就是西南联大的学生，曾有记者采访他，问他“为什么当时条件那样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邹院士的回答非常简单，就是——自由。

　　学术自由是多少令人神往!现在还有那样的自由吗?就如一些中小学或科研部门，他们从事的工作性质不同于工人——8小时工作制;也不同于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有时需要利用8小时以外的时间来思考，当别人在喝茶、看电视、聊天时，他们可能因为一个难题在废寝忘食、绞尽脑汁。而现在呢，在“守纪律，讲规矩”的条条框框下，这种学术自由越来越少了，随着科技的发展，单位管理层的管理水平越来越高——上下班从签到到打卡，从打卡到刷脸。除了限制教师的学术自由外，也损害了教师的人格尊严!白岩松发明过一个“白氏理论”：任何一个单位，只要到了开始强调考勤、打卡、纪律的时候，一定是它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白岩松强调，因为一个走上坡路的单位，人人无需扬鞭自奋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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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先生说：

　　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P201-202)

　　我是举双手赞成何先生的观点的。现在不抱着功利目的看书的有多少人?街边那些小书摊、书店，卖的几乎都是教参、试卷之类的考试辅导资料。除了这些应急的书，现在有多少人在看纸质书?中国在世界上是人均读书最少的国家。比起当年何先生那辈人，真是惭愧。他们在大学几年，读外文原著就是几十本。正因为嗜书如命，何先生很怀念西南联大，也包括对学校图书馆的怀念。图书馆所有图书资料对学生开放，学生可以自由进出，想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想在馆内呆一天也没人管。何先生感叹道：“那种享受真是美极了。”与现在的图书馆对图书资料那种严格的管理完全不一样，何先生在历史所工作了30年，那怕做了研究员，成了高级知识分子，也不能随便进出图书馆;要看书必须填写借条，由图书管理员去拿，每次还要限量，有时花了好大力气借了几本书，而需要查找的东西又不在所借书中;上世纪60年代初，林语堂写了一篇评《红楼梦》的文章，发表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期刊上，何先生想借出来看看，可图书馆的人让他写一个申请，让党委批，何先生嫌麻烦，终是放弃了借阅的念头。

　　与中国图书馆那种严格的管理相比，对美国图书馆的所作所为，何先生又有另一番感受。1980年，何先生去美国图书馆，作为一个外国人，他没有任何证件，他进图书馆没有人查问，书库可以随便进出。因此，何先生说：

　　图书馆是为传播知识设立的，着眼点不应当是建多少高楼，收藏多少图书，而应当是怎样才能让这些书流通，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P122)

　　不光是何先生所讲的图书馆，在我们国家，大到图书馆小到图书室都是这样，——图书只是摆设、装门面。就拿学校来说，普九达标验收，示范学校达标评估等，生均图书拥有量是一项硬指标，学校图书不够，么办?校长的办法多，借。找老师借，找学生借，还不够，找其他单位借。无非是充个数，验收完了再还给人家就是了。这都是真实的事情，是发生在身边的事情。由何先生说到的图书馆，我又想起了中国的草坪，图书馆与草坪，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为何要将它们捆在一起呢?中国到处都有草坪，中国的草坪是让人观看，欣赏的!从幼儿园开始，老师就教育孩子，要爱护花木，也包括草坪;有时，人们还将踩踏草坪与道德观捆绑在一起说事。在外国，草坪是可以踩的，草坪就是供人享受的。我2006年暑假去韩国旅游，在首尔的汉江边，夏天的傍晚，三五成群的游人，有的是一家几口，带一块塑料布铺在草坪上，就是一家人的晚餐桌子了。不仅仅是韩国，留学美国、西欧等国的学生都有过躺在草坪休憩的经历。假若在中国，就可能被人说——你看，还是读书人呢，素质多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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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兆武，籍贯湖南岳阳，1921年9月出生于北京，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何先生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当年，清华、北大在蓝旗营盖新楼，分给何先生一套三室二厅的房子，被他婉言谢绝了，令很多人难以理解，而他笑说：“年纪大了，嫌麻烦。”

　　2001年，清华大学准备给何先生举办80寿辰庆祝会，但何先生一直婉拒，有人以为这是何先生谦让。庆祝会那天早上，他的学生去接他，他却锁了家门，一人飘然离去。

　　我读《上学记》的一份收获是——现在我能平视那些我曾经仰视的某些历史名人;感动于何先生的为人为文，是我读《上学记》的另一份收获。

　　作者冯韦光近影

　　2018年12月3日二稿

　　（冯卫光，笔名冯韦光。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壹级教练员，湖北省数学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杂文学会会员，黄石市作协会员、散文（杂文）学会副主席，供职于黄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作者坦言：数学于我是为稻粱谋，文学于我才是真爱！）

　　编辑：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