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一位作家打电话约我下午5时到他下榻的宾馆见面，并告诉了房号。我将房号写在写字台供留言用的纸上。上班时忘了带，临到宾馆，怎么也想不起来，无奈，只好打电话到家里问。接电话的是母亲，家里只有她一人。我要她将写字台上写的房号告诉我。她说她不认识，只认得数字中间是一个圆。原来，房号是“307”。这便是我母亲，一字不识的母亲。

　　母亲其实是很聪明的。她未上一天学，居然认识布票、粮票、人民币，认识花牌(我们当地的一种娱乐纸牌)上的“孔、乙、己”、“化、三、千”。若论算，往往笔算、珠算胜不过她的心算。据说，小时候，外公请私塾先生教舅学珠算，舅未学会，在屋外薅草的母亲早已将口诀背得烂熟。

　　母亲不仅聪明，而且漂亮。打从娘家嫁到我们杨家的那天起，湾子里的娃们就开始叫她“花妈”，即至年老，又将“花妈”改为“花婆”

　　母亲在我心中是很伟大的。早就想为她写一组文字，惟恐笔力不支。如今母亲已经风烛残年，我得了下这个心愿。

　　最难忘的是母亲对我的教诲，我称之为母亲的哲学。

　　我哥未出襁褓便不幸夭折，母亲对我这个身体孱弱的独子看得娇贵，惟恐我上学后受人家的打骂。于是上学前，母亲轻声细语对我说：“听妈话，人家骂你不还嘴，打你你就跑。骂不听算他白骂，打你就跑让他打不着。切莫和人家打架，输了干背着，赢了也换不回五斗米。如果你是因大人家赢了，别人会指你的脊梁，说你欺小。一个人应该做到不该让人骂，不让人打，人家不敢骂，人家不敢打才是真正的强人。”听母亲的话，从小学读到初中，尽管正处文革，我还真未因和人家打骂吃过亏，左邻右舍的人都说“杨家的小子知行在理”。

　　母亲常教导姐妹和我“吃亏是福”。她不仅是这一观点的倡导者，更是实践者。在生产队里实行“工分粮”“基本粮”那当儿，队里有一个人称“雨林矮子”的人家里穷、饭量大，常常挨饿，母亲就隔三差五地叫他到我们家里吃一餐。一次雨林矮子吃完饭走后，母亲自言自语：“一升米吃完了，看那样还没吃饱。唉，每月几十斤粮食让人家填牙根!”当时，我并不明白母亲凭什么要白给人家饭吃。

　　母亲画得一手好“花”，有一手很巧妙的针线活，还会熬糖，炸“兰花根”“麻花”，做烧饼什么的，一年四季忙。每到腊月，母亲就越发没有日夜了。帮人家绘“眼底”(鞋垫)花，做小孩涎兜、风帽。尤其是上鞋，工艺性很强，临近除夕，母亲的床头总是一堆鞋底和鞋帮等母亲上，不得不熬通宵。而这一切，又都是白做的。须知，那年月，母亲白天得出满工，那些活儿全靠“业余”揽。我们埋怨母亲，何必找这些亏吃，母亲瞪着熬红的眼睛说：“吃亏是福。人活一世，哪来那么多钱赚，你多吃点亏，人家才会晓得这个世界上有你存在。”

　　在我的记忆里，铭刻着许多闪烁着母亲哲学观点的格言，如“‘好’字难得”“有麝自然香”“情有两不是”等等。母亲除在文革中听人家讲过“学哲学”的词儿外，压根儿不懂得什么叫哲学，但她用她的一生实践了她的哲学思想，并用她的哲学思想教诲着我们。

　　母亲的哲学，照耀着我的人生。

　　(原载 1995年8月23日《中国土地报》)

　　（作者为全国各地杂文学会联席会副会长、中国写作学会杂文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湖北省杂文学会副会长、《湖北杂文》执行主编、湖北省松滋市杂文学会名誉会长。先后发表杂文集《长舌谈》、散文随笔集《人生点睛》、诗歌集《恋歌》等1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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