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接近尾声时，香港正式公布了《道歉条例草案》(简称“道歉法”)最终报告，并明确最快将于本立法年度内引入道歉法。这一讯息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强烈回应。

　　早在2010年，香港律政司就成立了调解督导委员会，研究是否应推动道歉法立法，厘清道歉的法律后果，提倡和鼓励犯错一方在不用担心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况下道歉，促使争议各方达成和解。2016年间，调解督导委员会举行了两轮公众咨询，共收到60多份书面建议。据香港媒体报道，七成民意支持制定道歉法。看来，香港制定道歉法，还是大体顺应民意的。一些文明国度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实施道歉法已有些时日了，现如今，香港将成为亚洲首个实施道歉法的司法管辖区，届时无疑会提升香港作为亚太区争议解决中心的地位。

　　香港《道歉条例草案》明确，它适用于所有民事法律程序，包括纪律处分程序和规管法律程序。这一法例保护道歉中传达的事实资料，法院或裁判处有酌情权，力图平衡立法原意与申索人应有的权利，在顾及公正和公平的前提下，可接纳这类事实陈述作为不利于道歉者的证据。上述原则堪为道歉法的基本框架。道歉法的实施显然有助于减少如医疗事故等相关诉讼，降低司法成本，也为构建和睦的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环境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

　　恰如香港《头条日报》发表社论所言：“公职人员履行职务时出错，往往拒绝道歉，一来是惧怕道歉内容被人用于索偿，二来是怕面对内部纪律处分，结果有错不愿认错之风愈演愈烈，无法消弭民怨，亦无助于改善官民关系。”其实，这种“有错不愿认错”“拒绝道歉”的现象不止是存在于官场，民间亦然。道歉一旦立法，可以预期这一现象的敛改。

　　无须讳言，内地与香港的情形极为相似，“拒绝道歉”不乏其人。在现实生活中，道歉不应该成为一种稀缺的品行。大凡一个人的言论或行为对他人造成负面影响，都有道歉的必要。诸如走路不慎碰撞了行人，一句话无意伤害了同事，说声“对不起”，误解消除，不结芥蒂;不明事实真相而错误指责了朋友，心情烦躁时向家人发了无名火，过后赔个不是，一泯怨气，重归于好;为学不严，演讲或撰文出现了“硬伤”，误导了听众或读者，不作强词夺理，相反不耻下问且及时纠错，坦诚致歉，同样能受到公众的谅解和尊重;官员在处理具体事项时，主观臆断，误伤了无辜者，鞠躬致歉，求得对方的宽恕;甚至在像“文革”那样的特殊时期，你曾以过激的方式错待了他人，只要你向受害者真诚悔悟，人家也可能会不计前嫌。正如美国心理学家盖瑞·查普曼所说：“在你的生命中最重要的关系里，有一种东西是你必须付出的，而且需要勇气和真诚才能实现，它就是道歉。”在讲究政治伦理和政治美学的国度里，道歉是消弭矛盾、增进和谐的“黏合剂”，也是改善人际、丈量文明的“标尺杆”。

　　研究“道歉心理学”颇有成就的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森瑟·菲朗兹博士认为，最佳的道歉时机是意识到失误后的48小时内，错过后，最好不要“旧事重提”。此话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也许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检视现实社会则明显存有局限性。道歉的关键似并不在于时间的一天两天，而在于你出于何种动机，是否具有诚意。具有诚意的道歉并不失颜面，倘真要说“失去”，那它也是谬误、偏执、愚拙，而守住的则是良知!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道歉条例草案》最终报告指出：根据《调查委员会条例》《死因裁判官条例》《淫亵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一些案件及刑事个案是不适用道歉法的。其理浅显，因为那是另一层面的法律关系，此不赘。

　　(写于2017.1.14)

　　作者简介：沈栖，笔名凡夫、聿飞，1951年生，主任编辑，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杂文家，先后出版有杂文集《世相纵论》《明天的废话》《实话直说》《告别“社会病态”说谎》《一个公民的闲话》《无花的蔷薇》《边看边说》《余墨谈屑》。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