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内蒙旅游，同去的几位同仁一致同意顺便去看望一位在同一个机关工作过的领导。席间，这位领导礼贤下士，一而再再而三地称呼各位“朋友”“兄弟”。咋一听，似乎十分亲近，席间气氛也很自然活跃。以前，领导称呼我等要么是某某科长、某某主任，要么直呼其名，怎么几年不见，一下子就由以前的上下级关系升格为“朋友”“兄弟”了呢?我总觉得有点异味。

　　打电话到一个县市机关办公室，找一位熟人问当地新来的书记、市长的姓名。接电话的人竟然这样回答：“大老板叫某某某，二老板叫某某某。”这让我感到很惊奇，异味非常。

　　随着改革开放的社会变迁，曾几何时，官场称谓也出现了变异，领导称谓再不是某某书记、某某局长，或是一律某某同志，而是被称作“老板”“老大”。

　　其实，官场称谓变异是危险信号。

　　官场称谓变异重现了江湖习气。小时候看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 那里面称呼的“列宁同志”，我觉得远比中国封建时代的“陛下”显得大气而有品位。而我老家王家大湖解放前匪患深重。据说匪首就是 “大哥”。“大哥”坐席要坐首席，席间菜肴中的鸡头是别人不敢动筷子的，那是“大哥”的“专利”。如果哪个兄弟不懂规矩，动了“大哥”的鸡头，是要被杀头的。没想到，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种江湖习气竟然重现于党政机关。而充斥江湖习气的大多是“草台班子”。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官场称谓变异是不是折射出了党政机关的格调和风气呢?这种有违党内规定的江湖称谓在官场流行，使党政机关失去了应有的矜持和庄重，颇有点黑道的滑稽了。

　　官场称谓“老板”“老大”，透视出一种性质的变化。领导是“老板”“老大”，那么，机关就成了公司，机关干部就成了伙计。显然，“老板”则成了“帽子工厂”的法人，专事“帽子”生产和经营。苏荣在担任江西省委书记时，卖官鬻爵，搞“一言堂”，其所在的官场蝇营狗苟、上行下效，官场风气腐败糜烂，上下级之间纯洁的感情和友谊变味，其亲属更是将江西视为最后捞一把的机会大势敛财。当时的江西，“老板”、“老大”式称呼滋生，形成了负面的政治生态。而周永康则是周家的“老大”，石油帮的“掌门人”，令计划则是“西山会”的“老大”。 随着周永康、令计划的落马，曾经生活在他们保护伞下面的官员纷纷落马，一片树倒猢狲散的景象。这说明，公仆就是公仆。你若要改变公仆的性质，把公仆变为“私仆”，其结果肯定是多行不义必自毙。

　　官场变异的称谓其风格是两个字：庸俗。而庸俗往往与低级、浑浊、贪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高尚、公正、清廉是风马牛不相及，格格不入的。中央以及一些地方曾发红头文件净化官场称谓，中央领导也作出了表率，而效果却不大理想，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甚至愈演愈烈，说到底，是虚荣心在作怪，是官本位思想没解决，虽然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心理的敬畏，却让社会风气更加官尊民卑。这种称谓上的封建糟粕必须彻底清除。

　　谁是“老大”?对于共产党人，人民才是“老大”。在人民面前，各级领导干部只能是公仆。守住理想、信念、党纪、国法、道德的底线，忠实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像焦裕禄那样，“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的领导干部才大有作为，才能在人民心中竖起一座永恒的丰碑。

　　该是给官场变异的称谓亮“红灯”的时候了!

　　2016年5月10日于杂文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