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胆有识、富有社会责任与担当的杂文写家，他的作品绝不可能老是一些云潮雾堆地唠嗑闲聊。尤其是在当前，我们国家的官场反腐形势日趋严峻的情况之下，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已经不止一次提出了告诫，甚至把这个问题提升到了有可能亡国亡党的高度，打虎灭蝇的反腐斗争明显进入到最后攻坚阶段的时候，倘若一个杂文作家的注意力依然还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不仅不去涉及那些反腐主战场的事情，反而倒是一个劲地在那块东拉西扯地热衷于唠嗑闲聊，抑或一味地洋洋得意于“发表就是硬道理”的所谓创意发明，这无疑是在做一个回避现实的逃兵，也就根本称不上是一个真正的经常在关顾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杂文思想家，也即迅翁所说的战士了。

　　诚然，几十年前迅翁所说的战士，当真也非犹如抗战时期的二十九军在长城脚下血战喜峰口的那些大刀队员了，需要声嘶力竭地呼啸着，赤膊上阵去厮杀、去拼命。迅翁可历来就主张自己打得着对手而对手不容易打得着自己的坑道战，找准机会放上一枪，然后退缩回坑道里去休息。这样做既安全，又节省子弹、少放空枪。不管时间过去已经多少年了，杂文所要评击的那种代表社会邪恶与腐朽势力的本质，其实并没有改变多少。那么采取的方式方法，自然也不应该会有太大的变化。有人总一味地喜欢强调时代进步的迅速，以为百十年来中国社会的进步，尤其是国人思想的进步，果然也如他们的这些人脑子里所想象的那么快捷，以至于杂文的讽刺与评击更多地应该转化为犹如现代西方世界的那种幽默与调侃了。其实哪里有呢?倘若有人真以为需要改变或者修正迅翁一以贯行的那种用笔头来讲道理而非诉诸于暴力，以及从来只打走狗而不打主人的充满理性和智慧的方式方法，显然并无道理。当然，任何一个年代，出于杂文家思想的复杂与多变性，唠嗑闲聊的思想涌动总是会有浮升的时候。那么要想唠嗑就去唠嗑、要想闲聊就去闲聊，要想写一点随笔之类的以便去放松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之紧张，或者疏通一下自己的思路脉络之堵塞，统统也未尝不可。无非便相当于已找准机会放过一枪，然后再退缩回坑道里去休息的那些战士，暂时放下手中的枪去兜里掏一根烟来抽，或者借机去与边上的那位战友聊一会儿闲天。只不过，这时候编辑却得千万注意，记得把这些统统放进生活随笔的栏目里，有必要与真正的杂文区分开来。而且也一定不能把唠嗑演化成常事常态，甚至有意去阉割杂文而将之异化了。

　　当然，杂文的纸媒也不应该老是去编发那些是非含糊，主旨无定的犹如心灵鸡汤般的文章，甚至不惜把杂文的风骨给悄悄抽走了，使之彻底堕落成为一种“文杂”。这样做，最后的目的自然非常明了，无非满足一种自身安全与稳妥的需要。诚然，像中国这样的有着千百年文字狱传承的封建专制古国，以言获罪的事情确实是经常会发生的。也完全可以这么说，文化人嘴巴的安全问题一直以来还真是从没有被很好地解决过。既如此，那么作为一种生存之职业，一个杂文编辑完全没有必要为了刊发一篇千把来字的小文稿而弄丢了一只养家糊口的饭碗，正好像一个杂文作者也根本就没有必要为了乘一时的口舌之快而把自己送进监狱。这里面需要体现的，除了杂文编者的胆识与智慧，更在于他的思想与政策水准。其实，这世界上干任何事情，不管是做建筑设计还是搞股票投机，水准始终指的是一种行事的妥贴性，也即所谓的刚刚好者是也。倘若一位杂文编辑所编的文章，经常不愿去切中时弊，贴近那条敏感的红线，而是每每选择远避锐锋，那么安全倒是足够地安全了，稳妥也是非常地稳妥了，而水准却是确实一点儿也没有了。更可怕的，还在于因之而诱导某些杂文写家不良的创作倾向，譬如一味地喜欢去唠嗑闲聊，喝那碗隔夜变味了又重新温热了一下的杂碎羊锅汤。杂文编辑既是一种社会职业，无疑更是一种社会担当。虽说谁也没有必要去随便弄丢自己的饭碗，却也确实需要有随时准备去迎候风险的胆气。归根到底，谁又要你当初选择的，是这种需要大勇气、大智慧和大胆识的职业的呢?

　　杂文作为一个品相诡异的另类文种，看似杂七杂八、杂而无定，甚而至于完全可以说是杂乱无章，而且，甭管涉及的是其内容还是形式了。不过，在它的身上应该始终有一样不可或缺的东西，那就是杂文的风骨，——一块永不停歇地去批判社会现实的虎头铜牌。

　　而那些思想琐碎无定，主旨含糊不清的唠嗑与闲聊，显然并非杂文，至多算是随笔而已。

　　2013年1月8日写作于杭州天都城。

　　2016年7月19日修改于杭州天都城。

　　（作者简介：詹苗康，笔名蒲田广隶、守宫、杞子，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组委会委员，浙江省杂文学会副会长，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