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9月，我初旅古都西安，写了短文《西安城墙的随想》。文中有这么一段话——

　　“这座建于明代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的城墙，全长13.74公里，有98座用于狙击外敌的二层敌楼，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各有作战和防御的城楼、箭楼、闸楼，是我国至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古城垣。沿城墙外侧开阔地是5-10米宽的护城河。登城墙而远眺，可一览西安城区的美景。据近日媒体报道，西安将用14年时间的维修建设，初步建成一座‘古朴、典雅、有野趣’的环城立体公园。看来，下回再旅西安，我定要观赏一下这座环城立体公园。”

　　我没有爽约，日前再游这座古城，重上城墙。暌违20多年，它有着诸多的变化，如墙体的整洁度明显强于当年，城墙上的道路很是平坦，还悬挂着林林总总古色古香的幡旗，夜间的灯光清晰勾勒出城墙的轮廓，四大城门也是挂灯结彩，耀眼炫目，古代城防知识如“钩”“临”“冲”“梯”等等这些选自《武经总要前集》的内容令人注目。但是，它难以与“‘古朴、典雅、有野趣’的环城立体公园”相称，至少缺失公园应有的两大要素：一是绿化配置，二是休闲设施(似无供人歇脚的座椅)。偌大的城墙上没有一室介绍古城墙历史沿革的博物馆，所多的是小卖部、咖啡馆，且价格不菲(一瓶超市零售6元的昆仑山矿泉水卖价10元)。来往穿梭的旅游车(票价120元/人)影响了观光者行走，其阵阵喇叭声更是打破了城墙的宁静。

　　站在城墙上，触目的是两边鳞次栉比的高楼，逶迤的城墙夹在中间显得局促不堪，稀释了它蕴含着的深沉的古道风韵;一批仿古建筑拔地而起，毗邻城墙，给人以“鱼目混珠”之感。

　　历史上的西安孕育传承了影响世界的商业文明，是中国商业文明的“元典城市”，但它更是一座文化城市。追溯历史，我国到了秦代，西方罗马帝国的筑城技术已经相当成熟(有长城为证)。城墙是军事筑垒工程的延伸，当是用来防御和抵抗外敌的入侵，明代朱元璋重视建筑城墙，其旨亦然。在封建社会，城墙和城门还有一个功能就是礼仪章法。《礼记》中明确规定了筑城形制的规范和章法，如《周礼·冬官考工记》云：“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古代城墙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王城的城墙、城楼高九丈，诸侯和宗室的都城城墙、城楼是不能逾之的，否则就是“僭越”，属犯上作乱行为。现如今，常年的和平环境早已将城墙原本的军事防御功能彻底摒除了，城墙、城门的礼制功能也不为社会所记取和认可，至多像天安门那样只是一种纯粹的国家符号。然而，城墙、城门的另一功能则始终存在，且愈发凸显，将会永恒，那就是其历史文化功能。像西安城墙、城门在现代社会中承担的基本上只是一种文化传承的功能，它是古代建筑的标本，弥足珍贵!上世纪50年代初，梁思成力保城墙、城楼时说：“因为它们是一串光彩耀目的中华民族的璎珞，它们是我们民族的珍宝，而且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文物。”在我国历史的长河中，倘若没有了城墙、城楼、城门，建筑也就成了“裸体”。它们自身所饱含的文化元素具有极强的继承性、延伸性，绝不会式微，除非人为地设阻、破坏、毁迹。

　　西安城墙被幸运地完好保存了，但从规划视角看，它距离成为这座古都机体上美丽的“璎珞”，似还有一些落差。

　　2017.9.11

　　（作者简介：沈栖，笔名凡夫、聿飞，1951年生，主任编辑，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杂文家，先后出版有杂文集《世相纵论》《明天的废话》《实话直说》《告别“社会病态”说谎》《一个公民的闲话》《无花的蔷薇》《边看边说》《余墨谈屑》。）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