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历来就推崇讲理，讲究道理与逻辑，所谓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即便是强盗之行也必须符合其特殊的强盗逻辑，什么时候也都需要讲得出一个完整的道理来。

　　那么当下官场的那些贪官污吏之所以要贪，自然也需要讲出一个道理来。只不过，这通常应该是在这些官员被双规，乃至于被法院依法判了刑了之后。内在的理由，自然是众说纷纭，说法也绝非单一，反正各人各异。但是可以发现，内中的有一款被称之为“不升即贪”型的却属甭管再怎么解释也让人觉着与理不通。譬如，河北省大名县原县委书记边飞，他在法庭上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解和“忏悔”说：“自己在县委书记的位子上坐得太久了，感觉工作干得不错但一直得不到提拔，心态开始失衡了，既然升官无望，那就捞钱吧。”最终，以一亿多元的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再加上滥用职权罪而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另外，当年重庆的司法局局长文强，在其悔过书中宣称自己贪污受贿的重要原因就是“仕途多年原地踏步，职务提升没有指望”。而南京市江宁区交通局原局长王平在落马之后，同样地也说了这么一句话，感觉到“政治前途进一步发展的希望渺茫，就想在物质上得到弥补，于是大胆收受贿赂”。这就说明了，在现实的官场之中，类似这种拿“不升即贪”的理由来做推宕的贪官污吏还真是不少。当然，这又说明了当今中国官场成员的低能与白瓷化趋向——甚至去弄个像模像样的，使得老百姓能够产生同情与信服的事由的借口和托辞的本领也嫌过于欠缺嘛。

　　令人同情并产生信服的事由的借口和托辞应该是确实存在的，譬如原杭州市副市长，因贪污受贿而判死刑的，被称之为“许三多” (钱多、房多、女人多)的许迈永，他在当时的忏悔书(见《检察日报》2011年9月6日公示)中说的“被以前的贫穷所害怕，穷怕了”。

　　这“穷怕了”三个字的理由，就颇有一些值得国人同情与信服的地方。多少年来，中华大地居然连续推行过贫穷至上的理念以及相关的政策实施，甚至曾经有过“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这种近乎疯狂而可笑的社会实践。主政者可以丝毫不把老百姓的贫穷、饥饿，乃至于死活当作一回事情来看待。试问，这样的社会属于正常的吗?中国人的的确确是穷死了，穷怕了。类似的这种说法，是否可将其归纳成为贪官污吏的“穷怕了”型呢?同是这位许副市长，在其忏悔书中还说到心中的不平衡，——那些房地产商，无论从智商、学问和实际能力来讲都不及自己，为什么他们通过从自己手里拿去的几只工程就能很快暴富起来了呢?这种说法与反诘以及内心产生的失衡，同样地也属于不无道理，以至于值得令人同情与信服，似乎可将其归纳为贪官污吏的“内心不平衡”型。同一个贪官而能说出如此的二桩事由来作为托辞，以解释其昔日不当的犯罪行为，可谓非常之罕见。而且，这两种说辞，无疑都值得人们去认真思考，乃至产生同情与信服，至少比那些“矫情戏谑”型、“被迫无奈”型，以及“人人如此”型、“二十五孝”型、“ 积德行善”型，还有“ 良心发现”型和“心存侥幸”型，……等等的诸多其他类型的贪污(详见2016年12月24日《联谊报》俞剑明先生的《莫将鸣冤当忏悔》)要更加容易令人产生同情与信服。当然，像许副市长这样的贪官污吏而被直接执行死刑的例子，委实罕见。当下之时，官员贪污受贿再怎么厉害，额度再怎么巨大，通常也只不过判个掩人耳目的死缓而已。也有人说，这是因为他“许三多”坦白交待过甚过多，尤其是过多揭发了他人之故。当然，这也只能是一种没有确切依据，不太负责任的近乎戏谑的猜测之说。

　　不升即贪。难道说，你共产党人参加革命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自己能够做官，做大官，而不是全心全意地去为人民服务?倘若如此，那么与封建社会当官的那些人为了光宗耀祖的目的又有多少差异呢?所以，从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要求和严要求去衡量，这种不迁升就得贪污，就得捞取经济实惠，就想在物质上得到弥补的说法，委实没有半点儿的说服力。而且，即使从低要求来说，也就是通常按照业绩来升官，如此的无赖说法也属没有任何的理由可言。一个和平年代的政府官员，你到底能有多大的付出?离开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与决策，你个人能有多大的能耐去创造业绩?既然没有了不起的大业绩与足够高超的管理水平，凭什么要给你加官晋级呢?事实上，我们国家的政府官员，明显地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可谓机构臃肿、冗员繁多、效率低下。当下官场所需要的正是精兵简政，进一步严肃官员的考核机制，哪里还有可以按部就班地加官晋级的道理?犹如封建社会似的，文到尚书、武到督，似乎官位不到省部级乃至于中央委员就不能算是做过官了，否则就必须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大搞腐败了。类似的这种无赖思想，实在是要不得!而且，凡是有这种官痞思想的人也就根本不适宜继续留在我们政府官员的队伍里了，乃至于普通共产党员的队伍里。

　　（作者简介：詹苗康，笔名蒲田广隶、守宫、杞子，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组委会委员，浙江省杂文学会副会长，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