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城南有一条光启路，那里有徐光启故居太卿坊“九间楼”;西北部有一座光启公园，那里有徐光启的墓冢。上海人时刻缅怀着这位明代的先贤。

　　徐光启的墓前高高矗立着一个十字架，标示着他是基督教的信徒。徐光启出身农家，幼学孔孟，20岁中秀才。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他在南京由传教士罗如望领洗奉教。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徐光启趁父亲故世，回沪奔丧守制之际，特邀传教士郭居静到上海开教，他也由此成为西方天主教传入上海的开教元勋。徐光启对那些知识渊博、品行高尚的传教士虔诚地以师事之，并且皈依了基督教，取教名“保禄”(即“保罗”)。他认为，“天主实义”的道德律与中国先儒是相通的，两者可以互补。正如徐光启在《与友人辩雅俗书》中自述，“仆所持者尧舜周孔以来相传规矱而已”，很不赞成佛老之说，以为“无当”“乖谬无理”。对天主教的“事天之学”，则以为“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可以“补儒易佛”。在阉党支持下，晚明社会上上下下掀起一股排教风，而徐光启力排众议，写下《辨学章疏》，例证传教士提出的种种举措多是有利于国家政治的好主意，“苟利于国，远近何论焉?”

　　徐光启与传教士的广泛结识，虚怀纳言，开启了晚明时期“西学东渐”的源头，打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他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交往尤其值得称颂。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年近不惑的徐光启赴北京应试，途经南京，看到一幅《山海舆地图》，由是结识利玛窦，并交往日深，过从甚密，从此使他的一生增添了异彩。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他恭恭敬敬地向利玛窦请教，翻译了《几何原本》六卷。除此之外，他还学了西洋的测量、水法、天文诸学，以之用于屯田、盐务诸事。那些守旧的官僚说这些东西没有多少用处，他说这是根本的学问，“不用之用，众用之基”;“下学工夫，有理有事;此书(《几何原本》)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事实上，在向传教士请益的过程中，徐光启在脑中已萌生了近代科学的思维，急切地直叩近代科学的大门。惜乎他生不逢辰，在老朽的皇权专制下，朝中对徐光启传播的《几何原本》等科学理论“无不望之而反走”。英国的弗朗西斯·培根长徐光启一岁。两人都注重实际和实验。培根思想在开明的英国蔚然成风，而徐光启的思想如昙花一现，从此光沉响绝。

　　徐光启一生勤勉好学，虽身居高位，依然“目不停览、手下停笔”。他在72年的灿烂旅程中，为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精神文化财富，其中《农政全书》和《崇祯历书》为其扛鼎之作。《农政全书》是中国农政史上最完备的古代农学百科全书。《崇祯历书》则奠定了中国近300年天文历法的基础，极大地发展了中国古代天文学，具有划时代意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处于近代中西文化的第一次高潮中，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洪流，能敏锐地认识到科学在发展国力中的重要作用，力主将科学知识首先介绍给国人，并身体力行达数十年，在中国科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在一个讲四书五经科举仕身的国度，科学缺乏发展和生存的土壤，把科学技术仅仅视为“奇技淫巧”。明朝末年，学风空疏，“束手不观，游学无根”，士大夫们醉心于八股时文，一生以刊刻文集，欺世盗名为主，“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置四海之穷困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徐光启感叹：“今世作文集至百千万言者非乏，而为我所为者无一有。”

　　尤其值得一书的是，在政治浑浊、阉祸党争交织猖獗的晚明，徐光启卓尔不群，始终保持着人格的完整。魏忠贤之流大施淫威，朝中大都明哲保身，趋炎附势，即使少数正直者偶有牢骚，也仅止于“腹诽”。而徐光启在致友人的信中，直言：“夙昔不能趋炎，亦无心逢世”“生无媚人之骨”“言而不用，吾志则尽矣，复何求焉，又何悔焉!”愤嫉之情，溢于言表。尤其是对徐光启的新法，阉党及其党羽更是从政治上阻挠设难，常使之“孑然孤踪，东西无着”，但他从无曲学阿世，坚信后人会继承自己的理论：“吾辈所志、所言、所事，要可俟诸天下后世而已，他勿论矣。”(《与李存我太仆》)

　　也许是徐光启在科学上的成就太大，所以，他的为官清廉鲜为人知。1604年，徐光启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检讨，经历了嘉靖、万历、天启、崇祯几代皇帝。尽管晚明吏治腐败，但他“出污泥而不染”。 崇祯五年(1632年)，年届七旬的徐光启晋升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兼纂修《熹宗实录》总裁，顿时门庭若市，行贿者众。他吩咐儿辈“一概谢却”。他儿子徐骥说，父亲“生平取予不苟，往往类此”。入朝几十年，自奉甚俭，晚年老病还乡，《明史》说他“盖棺之日，囊无余资”;《罪惟录》说他“官邸萧然，敞衣数袭外，止著述手草尘束而已”。明末文人张溥以嗣东林，常评品朝士，为执政所恶，但他如此评价徐光启：“古来执政大臣，廉仁博雅，鲜公之比。”这样一位淡泊名利、终生以富国强兵为己任的清官将彪炳史册，永被世人敬仰。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