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技术有限公司1987年成立时，注册资本仅2.1万元人民币。2010年华为首次杀入《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榜单，在IT企业中列第29 位(全球第397位);2014年跃居全球第285位。“201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华为以3950.09亿元的年营业收入名列榜首，并首次成为全球利润最高的Android智能机厂商。目前，华为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已应用于全球170多个国家，服务全球运营商50强中的45家及全球1/3的人口。

　　华为的跨越式发展，离不开公司的股份制治理。这一企业治理形式曾深受马克思推崇，它能将千万家小财东的私有财产汇聚一起，集中力量办大事，以资本营运的社会化促进社会化大生产。华为在此基础上实行全员股份制，每一个核心层的员工都是公司的股东，最大的股东任正非也只持有1.4%的公司股本。毕业3年待在华为的员工，有15—20万元左右的分红;进华为十来年的员工，配股普遍达几十万股，税前分红大约60—70万元。由此，上上下下的员工都把公司当做自己的家，这无疑是华为发展的一大内动力。

　　华为还严格遵循股份制公司的管理原则，实行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民主管理。华为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体股东大会及其常设的董事会，17名董事会成员由全体持股员工代表选举产生，现任董事长是孙亚芳。公司CEO任正非只是副董事长和执行层的职业经理，他必须服从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决定并对其负责。此外，还有监督董事会和经理层的监事会，监事会对重大决策具有监督否决权。这种管理模式下，谁想一手遮天都办不到。决策和管理的民主化，可以有效地避免腐败，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决策失误。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的国有企业也由工厂制向公司制转型。起初按照决策层、执行层和监督层三权分立分设机构，后来厂长经理们纷纷抱怨踢脚绊手，大都回到了老路上：有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一身二任，监事会形同虚设;有的董事长由行政首长兼任，亦如虚设。所谓公司制不过换了一块招牌，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公司内部基本是一人大权独揽，其他人大多被动地听使唤，员工的积极性和公司的业绩可想而知。近年来国企中查出的若干大小老虎，无一不是权力失去有效监督制约的恶果。如此改制岂非画虎画皮难画骨。

　　我国的民营企业很多是家族式企业，虽然挂着XX股份有限公司的牌子，实则对股份制的管理规范知之甚少，有的虽耳有所闻却又不愿自缚手脚。这些企业大都有一个家长式的头领主宰全局，其余皆惟命是从的小字辈。有些集体经济式的乡村企业，公司老总多以救世主自居，在所辖的一亩三分地上说一不二，结局大抵树倒猢狲散。大邱庄的禹作敏就是典型。

　　禹作敏吃苦肯干，大公无私，关心群众，还善于动脑筋。他借助国家支持和天津近郊的优势，把一个“讨饭村”变成全国最富的“华夏第一村”，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国平均收入的10倍。1987年禹作敏被评为全国当代最佳农民企业家。1988年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89年以“全国十佳农民企业家”身份出席央视春晚，当年获全国农业改革10年创新奖，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劳模。1991年被评为全国乡镇企业优秀企业家。1992年底被《半月谈》杂志评为当年中国十大新闻人物，还应邀到中央党校讲课。

　　一连串的荣誉使禹作敏头脑发晕，权力欲也极度膨胀。有记者问他，“有人说你是这里的土皇帝……”，他笑着应声答道，“我去了‘土’字就是皇帝”。人说大邱庄没有法律，只有禹作敏的“指示”，这“指示”如同封建帝王的“圣旨”。禹作敏贪功委过，搞家长制，好整人。他是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儿子任总经理)、党委书记，还兼任大邱庄派出所指导员，有配枪，竟然私设公堂，动用酷刑，草菅人命。1993年因犯窝藏罪、行贿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99年禹作敏自杀，大邱庄停产半年，集体经济也瞬间崩溃。禹作敏被判刑的新闻稿不到200字，却如平地惊雷，引起全国1000多人写信告发本村的“禹作敏”。这一现象证好印证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两句话：“没有出事都是孔繁森，一旦出事尽是王宝森。”

　　“禹作敏现象”说明，人治管理企业完全靠不住。大邱庄集团总公司满身封建“基因”，与华为的现代化管理相比，差距不啻千百年，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啊!

　　2017/10/22于洈水河畔

　　（作者系湖北省杂文学会会员、松滋市杂文学会顾问，其杂文《贪腐的起点》获第三届“克权杂文奖”三等奖）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