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老会长多次告诫我们，我们写杂文的人，不能成为别人写杂文的材料。但是，他没有说，一个写杂文的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就可能成为别人写杂文的材料。这就有点危险。说不准自己已经被人写进了杂文，还洋洋得意，以为自己不会成为别人写杂文的材料。

　　对于写杂文的人来说，未必要贪来的票子能烧坏点钞机，未必要包养了几十个情人，未必要到澳门豪赌一掷千金，未必要将妻子儿女都送到了国外，自己也随时准备出国与家人团聚，才会成为别人写杂文的材料。如果要有这些条件，才会成为他人写杂文的材料，那么，至少可以说万分之9999的人不会成为别人写杂文的材料，最起码我不会成为别人写杂文的材料。不是这些人、也不是我觉悟特别高，不是我们记住了告诫不想成为别人写杂文的材料，而是我们根本不具备成为材料的客观条件。我及我所认识的杂文作者，大多手中无权，即使万分情愿受贿，又有谁来来行?为何要行?既如此，有包养几十个情人、将妻子儿女送到国外生活、到澳门豪赌的经济基础吗?

　　从某些方面看，写杂文的人难以成为别人写杂文的材料，而换个角度看，如今写杂文的人又容易成为别人写杂文的材料。这几年，有些写杂文的人说，杂文也要与时俱进，不要像鲁迅那样写杂文了，现在可以写歌颂类的杂文 ，显示正能量。不说这个观点是否正确，但至少可以说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杂文放弃社会批判的功能还算是杂文吗?与其它研讨会相比，杂文研讨会应该气氛最热烈，交锋最激烈，可在现在的杂文研讨会也变成了说好话大赛，即使说存在问题，也只说点鸡毛蒜皮，如果我们不看作品，只听研讨会上的发言，个个杂文作者都是鲁迅第二。不，应该说一个个都是超鲁迅，都与时俱进了嘛，都有了新突破了嘛。试问，这是杂文作者应有的作派吗?一些杂文作者去某地本想批判某种现象的，可当地领导接待十分热情，二把手出席了会议，三把手也出席了会议，一把手在吃饭时也到场了，还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还与作者一一握手，作者们被感动了，不写某种现象了，转而给当地领导栽起了花。一些作者也不将这些事当回事，不以为这类事就成了别人写杂文的材料，而我以为应该对杂文作者的这些事要作深入的剖析，为杂文界及整个文艺界挖一挖软骨病病根，从而对症下药。

　　不说别人了，来说说自己。最近我参加了一次杂文研讨会。老实说，我对所研讨的作品评价不高，觉得该书有弱智化倾向。本来也想在会上发言，坦率地说出自己想法的，可到了会上见一个个都说的都是颁奖词，便想，如果说出我的真实想法，会让大家不高兴的，作者不高兴，赞颂者不高兴，这有必要吗?于是，我虽然没有跟在后边唱言不由衷的赞歌，但也没有说出我想说出的话，其结果就是发言者百分之百唱的是赞歌，没有一个投反对票。这样的事能不能成为别人写杂文的材料?我想，我不是名家，注意我的人不多，未必有人写我。若名家这样做，就大有文章可做了。文章做好了，可以增强杂文界的阳刚之气 。只有写杂文的人阳刚了，才能更好地发挥杂文的社会批判功能，推动社会的进步，满足人民的需要。

　　我不希望我成为别人写杂文的材料，因为这可以说明我做得还好。我希望我能成为别人写杂文的材料，这可能促使我做得更好。我还以为，杂文可以剖析人性的弱点，我是有弱点的，我就必然会成为别人写杂文的材料。我所认识的其他写杂文的人，也都有我写杂文的材料。

　　写杂文的人因乱七八糟的事而成为别人写杂文的材料，不好!写杂文的人身上有写杂文的材料，而没有人去写，甚至习以为常，是更大的悲哀。

　　(作者系首届全国鲁迅杂文奖银奖获得者，其获奖作品为《麻雀为何要自由》)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