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早已昭示：胡风案、潘汉年案是两起重大冤案，还了历史真相。近读相关史书，发现此两冤案中竟有熠熠闪烁的正义之光，即便它是微弱的，且一瞬即逝，至今依然令人陡生敬意。

　　先说说胡风案。曾担任中央胡风专案审查小组(十人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王康在回忆文章《我参加审查胡风案的经历》中披露：在审查中，专案组查阅了大量国民党机密档案，发现胡风非但与国民党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勾结和联系，相反，证明胡风是国民党千方百计打击的左翼文化人士;又了解到那些“材料”的摘录很有“问题”，感觉这个案子很可能是个错案。到了1956年下半年，由于最高检和最高院的领导同志都认为：把胡风集团定为“反革命集团”的法律依据不足，于是，王康便向“十人小组”组长陆定一建议：是否开次会一起议议。——在国人对胡风口诛笔伐、皆曰可杀的形势下，王康竟然在审查中“感觉这个案子很可能是个错案”，且建议开会重议，有胆有识呵!

　　无独有偶。在审判潘汉年案的过程时，也出现过王康式人物，不过，那是最高院合议庭的3位主审法官。1962年6月，中央指示由最高院审判潘汉年案。早在1954年，经最高领袖亲自下令逮捕了潘汉年。经过专案人员的8年审查，除会见汪精卫没有向中央报告属违反党纪外，其他罪名都不能成立。咋判?庭审前一个月，合议庭的3位主审法官又到秦城监狱查阅了案卷材料，感到指控的罪名证据不足，难以定罪。于是向最高院党组书记、院长谢觉哉如实汇报。(见彭树华《潘汉年案审判经历》)——最高领袖亲自下令逮捕的人，3位法官竟然“感到指控的罪名证据不足，难以定罪”，太有“反骨”了!

　　倘若王康的胆识形成“十人小组”共同的胆识，并经过重新审议后成为上层绝大部分高官的胆识;倘若当年最高院秉持“独立审判”的司法理念，合议庭的3位主审法官在庭审时发出“NO!”的声音，亮出“证据不足，不予判决”的判词，那么，胡、潘的人生将会改写，此两冤案也就不复存在了。然而，历史是不容假设的。如今，我们需要的是解析冤案里的正义之光是如何被泯灭的。

　　我认为：至少有两大因素扼杀了冤案里的正义之光——

　　一是党的决议凌驾于宪法，宪法被虚置。虽说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就颁布了根本大法《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所享有的合法权益。但是，在那个极左思潮肆虐的年代，《宪法》宛如虚设的“稻草人”，没有任何威慑力和约束力。那么，治国靠什么呢?党的决议等同于法，甚至高于法，宪法情何以堪?岂非一纸空文?当年，将胡风打成“历史反革命”，把胡风集团定为“反革命集团”是形成党的决议的，它便成为了不容摇撼、不可易辙的法。无怪乎，当年王康向“十人小组”组长陆定一建议“是否开次会一起议议”，陆同意并下达了开会通知，但最终是周扬跟王康说，他与罗瑞卿商量，认为“胡风反革命案”已形成党的决议，怎么能够再讨论呢?一切仍按“既定方针”办。共和国第一大冤案由此铸成。

　　二是对最高领袖的迷信和盲从。当年在审理潘汉年案时，3位主审法官带着疑虑向最高院院长谢觉哉汇报。谢老说：“潘汉年是最高领袖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言下之意，唯有服从，无奈之情溢于言表。接下来他引用王勃《滕王阁序》中的两句话更是向办案人员昭告了这种无奈：“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谢老意在告诉办案人员：贾谊被贬长沙，并不是圣上不英明，而是听信了谗言;梁鸿隐居海曲，并不是朝廷不好，而是坏人当道。谢老犹嫌不达意，又列举“风波亭”，说：岳飞以叛国罪被杀，谁都知道是冤枉的，但是，当时宋高宗一心想和金人媾和，而主张坚决抗金的岳飞是在劫难逃，谁也救不了他。(见彭树华《潘汉年案审判经历》)谢觉哉及主审法官明知潘汉年是冤枉的，但无能为力替其昭雪，只得按钦定的调子判之。

　　胡、潘冤案里的正义之光何以没能光大?还可从我国法治建设的视角加以分析。“法治”一词在中国的流行始于上世纪初，由当时中国留学生从日语中的中文借词中带回，并将其与先秦法家的主张联系起来。如梁启超1901年在日本所著《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即首次用法家的“以法治国”(《韩非子·有度》)来定义法治。但现代日语中的中文借词“法治”具有全新的西方涵义：supremacy of law(法律至上)、rule of law(法的统治)及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立宪政府)。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现代法治的思想资源，所倡导的“以法治国”实则指君主以法(即刑)治民、治官，而君主本身则完全凌驾于法律之上，从而形成君主专制的特点。梁启超晚年意识到这一点，在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认为：由于法家主张“法出于君”，法律没有一个高于君主的价值根据，对于君主也就只能要求其“奉法自禁”，即把性善寄予在“余一人”身上，因而终究会导致“法何自出?谁实制之?则仍曰君主而已”的结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法律在国人眼中不够权威，不是“至上”的，否则也不会产生那么多政治运动，也不会导致诸如胡风、潘汉年冤案需要平反。这恰好印证了美国法学家伯尔曼的一句名言：“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斯言不虚呵!

　　（作者简介：沈栖，笔名凡夫、聿飞，1951年生，主任编辑，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杂文家，先后出版有杂文集《世相纵论》《明天的废话》《实话直说》《告别“社会病态”说谎》《一个公民的闲话》《无花的蔷薇》《边看边说》《余墨谈屑》。）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