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网上有18名乡村干部联名呼吁恢复过去的集体经济体制，其理由十分牵强。他们推崇网上不时片面宣传的某红色村庄，这个村已成为一条街，它欠着银行几十亿的贷款无法偿还，却把自己装扮得吸人眼球。它干的全是低端产业，赚钱自然很难。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有位主管经济的中央首长看了它的财务报表就把它晾一边了。尽管一些别有用心和盲目迷信的人把它吹得天花乱坠，无奈主流媒体就是不认可——因为改革首先发轫于农村，不把那么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中国怎能创造全球第二的GDP。

　　最近，我看了周有光百年口述的《逝年如水》，对18位联名者的内心似有点管窥。周有光先生是学术权威中的幸运者，他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文革”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他介绍我国人民公社高潮化时，有苏联专家来劝，你们不要搞人民公社，你们的人民公社就是我们从前搞的农业公社，我们搞农业公社失败了，你们也不要搞了。苏联解体后才曝光，他们搞农业公社饿死了很多人，死人最多的是昔日号称欧洲粮仓的乌克兰，一个小加盟共和国饿死了700万人。

　　周有光学的是经济。他说封建社会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劳役地租，第二、三阶段分别是实物地租、货币地租。集体化后我国废除了货币地租，农民种田交公粮属于实物地租，而公社用军事化的方式组织生产，就近似于井田制和劳役地租了。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周有光还讲了4个故事：

　　1、大概在1959年至1960年间，他们去西北一个贫困县考察。县里对皇城来的人毕恭毕敬，为了让他们的车队通过，连夜开工干了几天，临时将一段马路进行了改造。请吃饭时给每人一张红纸单子，上面写了50道菜。上菜时一次上4道，客人尝了两口就撤走，又上4道，最后一算还不止50道菜。周有光对这种孔夫子时代拜祖宗的生活作风很不适应，把那张红纸菜单保留了十多年。应该有人好这一口，这种古风才得以传承下来。

　　2、进入困难时期后，买什么都要票证，他的老家苏州有51种票证，连买手纸都用票证。他们在北京买菜要坐5站路去朝内市场排队，队伍长得难见尾。他是全国政协委员，有一个特别供应的本子，可以从朝内市场的后门上楼，还可多买一点肉蛋鱼白糖香烟之类，另外可带家属到全国政协的一个俱乐部去吃饭。他每次去吃饭都碰到了同在政协的末代皇帝溥仪夫妇。

　　3、有个《人民日报》的记者奉命去甘肃调查人民公社化的情况，看到山上有死人，衣服都被扒光了。这些人都弯着腰在掘树根，可供充饥的树根尚未掘到人就冻死了。记者回京后害怕受到政治影响不敢报告，又不愿说假话，只好请病假回家了。

　　4、周有光有一次坐火车外出，邻座有几位安徽工人去大同开煤矿，一个人问另一个：“你那个时候怎么没有饿死?”另一个说：“我是厨师，每天做了吃的东西都存一点，放在盒子里，挖一个地洞，埋放在地洞里。半夜里，我叫我们领导起来，跟我一同吃。领导吃，我也吃，所以我没有饿死。”

　　最后的故事使我想起了那时生产队的仓库保管员。保管员算不上职务职位，顶多算个职业职守，但他的裤腰带上挂着一大串叮当作响的钥匙，管着全队的各种物资，主要的就是粮食。那时号召增产节约扫仓库，他随便扫一下仓库家人就饿不着了。

　　眼下联名的18名基层干部都比保管员的级别高，“别把豆包不当干粮”，集体化时代他们可风光哩。社员出工，他们管出面派工，虽然有时也跟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但毕竟是“有时”，若是常态化就流于本末倒置不务正业了。社员都喜欢在地里磨洋工逗闹嬉戏，他们便张嘴呵斥，但真心听从呵斥的不多，因为社员的心里也在呵斥他们，都眼红他们比厨师、保管员的生活还好。

　　其实，实行承包责任制后，他们的生活依然赛过老百姓。只是近几年的打虎拍蝇，让他们有点不自在，生活不如往日滋润了，“梦回吹角连营”也很正常吧。

　　2018/8/31于上海南箐园

　　（作者系湖北省杂文学会会员、松滋市杂文学会顾问，其杂文《贪腐的起点》获第三届“克权杂文奖”三等奖）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