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青年学者陈景润上世纪60年代初在数论研究领域崭露头角，被院里树为“安、钻、迷”典型，谁知文革中竟成为一条不可饶恕的罪状。1973年春，中科院领导在全院党员干部大会上宣布：“数学所有一位青年研究人员，做出了一项很重要的研究成果，将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立马有人提出异议：“怎么宣传起陈景润这样的白专典型来了，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么?”围绕陈景润论文可否发表竟群情激愤：“陈景润的论文研究的是古人洋人的东西，没有实际意义，不能发表，要发表，必须全所讨论通过。”并且上纲上线：“陈景润的论文绝对不能发表出来，这是关系到走什么路线、树什么旗帜的大是大非问题。”还有人酸溜溜地说：“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我们像他一样不关心政治，我们也能做出来。”

　　他们所关心的“政治”就是唱高调、空喊口号，时兴的是早请示、晚汇报：“头顶一个‘公’字，胸怀一个‘忠’字，敬祝……永远健康!”为了标榜最讲政治，有人在“敬爱的领袖”前面加了个“最”字，接着有的加上两个“最”，又有人加上3个“最”，……俨然谁的“最”字加得最多，谁就最革命。陈景润常常一连几天关在小屋里看书演算，一日三餐吃的是窝窝头蘸酱油，除了搞研究，什么都不关心，稿纸都演算了几麻袋，哪有闲工夫玩这类文字游戏。可是，不“关心政治”的陈景润取得了科研成果，给国家争得了荣誉，“关心政治”的红人反倒一事无成。

　　陈景润或许对路线、旗帜缺少认识，却有自己的处世原则：在困难时期他省下粮票捐给大家;文革他哪一派都不参加;江青派人来要他揭发华罗庚，他借故回避了;中科院召开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要他结合自己的实际，讲如何受党内走资派毒害逐渐走上白专道路，他又故意逃避没有去。

　　1974年底，周总理提名陈景润当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竟遭到了数学所党委的激烈抵制。有人说：“就是把刀搁在我脖子上，我也不承认陈景润是又红又专的人。”最后逼得华国锋向他们发怒：“陈景润当人大代表的事，你们同意得办，不同意也得办。”邓小平也很愤怒：“什么白专典型，总比霸着茅坑不拉屎的人强。”他还感叹地说：“中国要有一千个陈景润就不得了，对他应爱护、赞扬。”

　　陈景润头上的“白专”帽子被摘下来后，他激动得连夜写了一首诗：“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有命不革命，要命有何用?”

　　作家徐迟去采访他，他连连说：“我没做什么贡献……徐老，你可别写我，我没什么好写的，你写写工农兵吧，写写老一辈科学家吧。”问他“哥德巴赫猜想”研究进展情况，他说到了难度最大的阶段。接着，他背诵了叶帅新近发表的《攻关》一诗：“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他说自己很受鼓舞：“我要继续苦战，努力攻关，攀登科学高峰。”昔日木讷寡言的陈景润，现在出口成章，全是流行的报刊语言。

　　沈元老师关心他的健康，他回答：“谢谢你，沈老师。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微不至地关怀我，我常常感动得流泪。五届人大刚开过，就迎来了全国科学大会，多么鼓舞人心呀。我要加把劲，拼命大干社会主义，继续攀登科学高峰。”沈元无奈地说：“你呀，正直的人已成为政治的人!”话里透出了涩涩的酸楚和些许惋惜。

　　陈景润头上的光环多了，社会工作也多起来。他要走访选民、准备提案，有请他讲学、作报告的，他还担任了一个学校的校外辅导员。他的时间被大量占用后，只好压缩睡眠时间，将研究工作放在深夜，这又严重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他只想做一个纯粹的数学家，却身不由己地卷入了政治漩涡。固然，陈景润的正直需要政治保驾护航，他更需要的是不受干扰心无旁骛。

　　真正的科学家大都淡泊名利，棒杀和捧杀对于他们都是“杀”。唯有为之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和充裕的工作时间，才是对他们的最大关爱和支持。

　　2018/12/18于洈水河畔

　　(作者唐汇寅，生于1950年，男，大专文化。湖北省杂文学会会员、松滋市杂文学会顾问，其杂文《刘项还是要读书》获第四届“克权杂文奖”一等奖，杂文《贪腐的起点》获第三届“克权杂文奖”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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