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棺论定”，指人一生功过是非，要等盖上棺材盖才能结论。然而，人一生的是非功过，真能“行矣且无然，盖棺事乃了”?历史上，有人能，有人不能，有人不用。况且，论定尺度在民心，未必要等到“盖棺”。

　　一般而言，国人笃信“死去元知万事空”，对来世和天堂并不当真，在意的是“赢得生前身后名”。也正是在“生前”和“身后”的态度上，见证人的“伟大”与“渺小”。可以说，对“生前”的选择，涉及的是“价值观”，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问题;对“身后”的选择，也就是“盖棺”后的“论定”问题，则主要体现在“世界观”上。

　　就“世界观”来讲，古人虽不懂“人对世界总的观点和看法”这一概念，然“运用之妙”绝不逊今人。《汉书》载，御使大夫陈万年，不但重视“生前”的富贵荣华，对“身后”的“盖棺论定”更“处心积虑”，“陈万年乃朝中重臣也，尝病，召其子陈咸戒于床下，语至三更，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万年乃不复言”。

　　从字面上理解，陈万年临终要把自己一生政治经验，留给儿子陈咸。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儿子为官以“谄”当先，尽享荣华富贵。陈万年“盖棺”前嘱托的结果，以“咸睡”和“万年乃不复言”定格。具讽刺意味的是，据史载，陈咸为官清廉，敢于犯颜直谏，与乃父从政风格截然相反。陈万年若泉下有知，该为儿子的做法骄傲，还是为“盖棺”前的自己感到羞愧?

　　其实，选择“盖棺”前来一番“临终嘱咐”，并非陈万年一人。五代十国时期，大将李存审，跟陈万年一样，也选在自己“盖棺”前，把一生政治经验留给子孙。《资治通鉴》载，“李存审出于寒微，常戒诸子曰：‘尔父少提一剑去乡里，四十年间，位极将相。其间出万死获一生者非一，破骨出镞者凡百馀。’因授以所出镞，命藏之，曰：‘尔曹生于膏粱，当知尔父起家如此也。’子孙皆诺”。

　　就陈万年、李存审两位不同朝代的政治家，都选择在“盖棺”前这一时机，把政治遗产传给子孙，两位不愧为高明的政治家。起码来讲，懂得“遗子黄金满籯，不如教子一经”的道理。尽管，这个“经”未必都充满正能量，甚至与传统社会价值观相悖。但就“盖棺论定”之“身后”考虑，无论时间节点的选择，还是主观作用，都堪称完美。

　　唯一能与之比肩的，唯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登州卫指挥佥事戚景通，病重期间考虑“盖棺”前的“身后”事。戚景通与陈万年、李存审不同的是，亲撰并手书一联，作为“遗产”传给其子戚继光。“授产何若授业，片长薄技免饥寒;遗金不如遗经，处世做人真学问!”戚景通死后，17岁的戚继光，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名句表明心迹。

　　其实，“生前”与“身后”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身后”给子孙“留”什么的问题。古人都懂“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邓、骄、奢、淫、侠，所以自邓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而今，一边为子孙敛财、谋官、搞房子、出国，一边告诫公众生前与身后还有“盖棺定论”裁度。如此为官，“论定”还用等到“盖棺”?

　　（作者简介：王俊良，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幼好读书，不求甚解。及长，从业媒体至今。偶有文字行世，赖众师友不弃。优点，好酒、好茶、好美食；缺点，喜书、喜游、喜美女。努力方向，争取写出不让人恶心的文字。）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