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从历史角度对事件及意义、人物活动及作用进行叙述、评论，借鉴前世兴衰，考量当今得失，总结出不少治国经验和统治谋略以及人生智慧。然而，史传为文，渊浩广博，修史者难以探赜索隐，致远钩深，况且还存在“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情形，难免会出现如唐人刘知几说的“鉴无定识”、清人章学诚说的“推求失旨”的流弊。后晋刘朐等编撰的《唐书》(即《旧唐书》)便是。

　　宋仁宗赵祯认为《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庆历四年(1044年)下诏命欧阳修等重修，至和元年(1054年)7月，仁宗催促“速上所修《唐书》”。历经17年，《新唐书》这一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书于嘉祐五年(1060年)完成。

　　在重撰《新唐书》的过程中，发生了一起欧阳修拒吴缜自荐的事件，令人玩味。

　　史载：吴缜，字廷珍，四川成都人，自幼聪慧，酷爱读书，其父吴师孟是庆历六年的进士，以善书知名。吴缜承父衣钵，博览群书，多有史识。当听到朝廷要重撰《新唐书》时，“初登第”(即刚成进士)的吴缜便毛遂自荐，上书给欧阳修，言甚恳切，“愿予官属之末”，以小小的助手来参加纂修《新唐书》的工作。欧阳修乃名满天下的一代文人领袖，当时官至翰林学士，对名不见经传的吴缜不屑一顾，认为他“年少轻佻”，断然拒之。

　　然而，吴缜并没有气馁，一门心思欲显示自己的学识和才智，其方式就是对重修的《新唐书》挑刺，写就了《新唐书纠谬》一书。

　　那段时间，吴缜在蜀中为官，相继知邛(四川邛崃县)、蜀(四川崇庆县)、洋(陕西洋县)、万(四川万县市)四州。他自叙《新唐书纠谬》写作经过：“缜以愚昧，从公之隙，窃尝寻阅《新(唐)书》，间有未通，则必反复参究;或舛驳脱谬，则笔而记之。岁时稍久，事目益众，深怪此书抵牾穿穴亦已太甚，揆之前史，皆未有如是者。”元祐四年(1089年)，吴缜解秩还朝，取道长江东下，舟中闲暇，取昔日所记《新唐书》舛误，整理成书，题名《新唐书纠谬》。绍圣元年(1094年)投进朝廷，以“未尝刊正，止是纠摘谬误而已”。

　　那么，二十卷的《新唐书纠谬》到底对《新唐书》作了哪些“纠摘谬误”呢?吴缜胪列了《新唐书》中的错误460条，归纳为二十类，诸如：“以无为有”“似实而虚”“书事失实”“自相违舛”“载述脱误”“纪表志传不相符合”“一事两见而异同不完”“官爵姓名谬误”“年月时世差互”等;并列举了《新唐书》修书之失有八，诸如：责任不专、课程不立、多采小说而不精择、务因旧文而不推考、刊修者各徇私好;还在自序中指名道姓批评裴煜、陈荐、文同、吴申、钱藻五位校稿者，“但循故袭常，唯务喑默”，以致于“讹文谬事，历历俱在”，“未闻有所建明”。

　　鉴于当年吴缜自荐为欧阳修所拒，王明清《挥尘录·后录》卷二披露，史坛讥吴缜是对欧阳修“挟怨泄忿”，对《新唐书》吹毛求疵。这纯属皮相之论!当然，吴著用语偶有偏激，且某些论述尚有不够缜密、成熟之处，但瑕不掩瑜，总体而言，吴著不止是一部纯粹的校勘学或考据学专著，还因其基于在具体考辨时所发的评论而成为一部很有历史眼光、颇多真知灼见的史学批评力作，集中体现了这位后起之秀的史学成就。清代有多位史学大家充分肯定了吴著的学术价值，如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六中说：吴缜对《新唐书》“指摘处却亦有精当处”;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外篇二》评论《新唐书纠谬》说：“观其贯串全书，用心精密，诚有功于研唐事者。前人比之箴膏肓，起废疾，殆将过之无不及也”;清代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认为：吴缜所指出的《新唐书》中的错误，“原亦深中其病，不可谓无补史学也”。

　　欧阳修这次奉命纂修《新唐书》，在人才的使用上可以说是犯了一个错误。他以权威自居，论资排辈，没注意从中青年中物色、提拔人才，相反把吴缜这样的史学新秀拒绝在史馆之外，使得《新唐书》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也许章学诚说得不无道理：“且其所谓‘年少轻佻’，亦恐言议之间英锋銛锷，有为欧公所不能御者，而因以‘年少轻佻’目之，未必其有所不可也。”(文史通义·外篇二)

　　（作者简介：沈栖，笔名凡夫、聿飞，1951年生，主任编辑，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杂文家，先后出版有杂文集《世相纵论》《明天的废话》《实话直说》《告别“社会病态”说谎》《一个公民的闲话》《无花的蔷薇》《边看边说》《余墨谈屑》。）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