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祜是西晋名臣，长期任荆州都督。他逝世后，荆州百姓“为之罢市，巷哭声相接”，就连不共戴天的吴国“守边将士亦为之哭泣”。羊祜生前喜游岘山，“襄阳人建碑立庙于其地”，一年四季祭祀，百姓“望其碑者无不流涕”，之后人们称这座碑为“堕泪碑”(《资治通鉴》卷80)。

　　荆州百姓之所以悲痛，原因就是羊祜是个好官。羊祜初到荆州，“军无百日之粮”，可见形势很严峻。然而，他并没有下令强征民粮，而是裁减边兵一半，“分以垦田八百余顷”，季年便打下了“有十年之积”的粮食，这当然就不用再逼农民缴“拥军粮”了。与此同时，羊祜还大量兴办学校，安抚百姓，关照流民，由此“甚得江汉之心”。羊祜的部队每到吴国行动，若割了农民的谷子，他都要记下数量，之后送去绢帛偿还。这样有良知、得民心的官员，老百姓怎能不怀念呢?

　　由“堕泪碑”又想到了云南路南县(今石林县)的“遗臭碑”。1943年，许良安被滇省政府任命为路南县县长。这厮上任后如饿虎吞羊，抗战田赋都敢贪污，还巧立名目征收酒税、差旅费等，不到半年时间，就将150万元的“国币”( 相当于县财政年收入的一半)装入腰包。县民稍有反抗，他便令警察镇压。老百姓满腔怒火，于是立下了“路南县贪官许良安遗臭碑”。碑文中写到：“然其在县一切卑污阴险劣迹，实有足以遗臭万年者，若不为之刊碑勒石使垂永久，何以抒众愤而戒后人也。爰为之记。”(见“百度”)百姓借立碑吐了一口恶气。

　　话又说回来，像羊祜这样深得民心的官员，在封建专制社会，就像当今的大熊猫那样，难得和稀有。而像许良安这样的贪官，却多如牛毛。我们的文学宝库，为此也做了最好的注脚，无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类的诗文和歌谣一直流传至今。155年，东汉名将张奂出任安定属国都尉，刚刚到任南匈奴等部落便大举反叛。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是，“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为所患苦”(《后汉书·张奂传》)，可见贪官之多之烈。像这样茬茬贪、窝窝贪的事，历史上有很多。荆州军民之所以痛哭羊祜，深层次的原因是：他们遇到的“羊祜”太少了，假如荆州“都督”一个个都是“羊祜”，他们的眼腺断不会如此发达，以至望碑落泪。说到底，老百姓还是靠天吃饭，遇到“羊祜”则三生有幸，跪拜磕头;遇到“许良安”则怨命太苦，任由宰割。唯一的权利就是哭和骂而已。“堕泪碑”也好，“遗臭碑”也罢，传递出的信息都是无奈和悲哀。

　　那么，老百姓是不是可以随意哭呢?不是。148年，东汉名臣李固被权臣梁冀害死狱中，之后将其尸首放在洛阳城北十字路口示众。李固乃朝中抵抗邪恶的一面旗帜，在朝野享有崇高威望。此刻，多少故旧亲朋，无数洛阳市民，都想前去吊唁。但梁冀下令：有敢来哭泣吊丧的，严惩不贷，最终只有李固的一个学生，冒死为他收了尸(《资治通鉴》卷53)。如此这般，谁还敢去为李固立“堕泪碑”?为梁冀立“遗臭碑”?连哭都不允许，何况立碑乎?君不见古代社会贪赃枉法的官车载斗量，但又有几个在任上遭子民立了“遗臭碑”?相反，不少还被立了“功德碑”。比如“九千九百岁”时的魏忠贤，其党羽和趋炎附势之徒就在全国为他建了不少生祠。因此，活在封建专制下的万千黎民，喜、怒、哀、乐、爱、恶、欲的权利是要打折的，只能享受“有限权利”。乃至你想哭时却令你笑，你想笑时却逼你哭。前文的路南百姓能堂而皇之地立下“遗臭碑”，很可能与当时路南及昆明极为高涨的抗日民主气氛和大批留亡学生的到来有关。从这一点讲，许良安着实是个“倒霉蛋”。

　　（作者简介：刘吉同，河南省新乡市杂文家，笔名为红河水、云边客）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