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阅古籍，常见《官箴》《牧鉴》《臣轨》之类的从政格言，虽说其中不乏“忠君”“愚民”的封建糟粕，但它瑕瑜共存，那些要求官吏廉洁执政、奉公去私、循理守法、体恤民众以及处理同僚关系的经验之谈，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为官须‘直’”即为其一。

　　春秋时期，卫国大夫史鱼以“直”闻名遐迩，曾受到孔子的盛赞：“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国家政治清明抑或黑暗，史鱼都是像箭一样“直”，不投机、不曲阿、不钻营。

　　为官须“直”，首先要为人正直。人们常说：做好官先得做好人;好人未必都能做官，但好官必须是好人。倘若连为人正直这一点也做不到，那么，这类见风使舵、媚上欺下、阿谀奉承的小人从政，势必是大失民心，贻误政事。清代乾隆年间的钱南园，曾官居江南道御史、通政司副使，因为人耿介，《清史稿》赞扬他“以直声震天下”。钱南园的为人正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上司从不媚悦，“以曲逢为耻”;二是对民众从不施淫，他认识到“若动逞意气，故作威棱，此怨府也”，会受到民众的侧目和反对。他同封建官场上那些“对上像狗，对下像虎”的官僚相比，显得正派多了。

　　说话率直，也是“为官须‘直’”的重要方面。在权势相倾、利禄熏心的封建官场，官吏说话颇为讲究“艺术”：什么朝代说什么话，从不说当朝执政者的坏话;看上司的脸色说话，从不说心里的真话;粉饰太平，歌舞升平，光说一些空话、套话、假话。秉公直言，实话直说者如魏征那样的“直言者”委实是凤毛麟角。清代尹会一在《吕语集粹》中说：“古之居官者，尚直言;今之居官者，尚阿从。”那些没有自己主见而依违随人、曲意奉承的“阿从”之徒所多的是空言、谀语、谎话。

　　为官须“直”体现在办事方面，则是亟须去私奉公。说起封建社会的官吏办事公道者，自然会使人怀念起包拯。包拯断案多多，不论是黎民黔首，还是皇亲国戚，他都一视同仁，从不徇私枉法。替天行道，为民请命，使包拯赢得了“包青天”之美誉。我前年去安徽合肥，特意参观了包公祠，那幅垂挂在包拯坐像前的横匾中的四个字：“千年遗直”，至今仍记忆犹新。关于包拯，后人稔熟、崇敬、赞誉的不正是其“直”吗?立身制行，本诸一心。清人王永吉在分析包拯断案公道时说：“心正则为直。”斯言信矣!

　　为官须“直”，还应有宽容的一面，“不至害政，宜为包容”。(元·张养浩《牧民忠告》)宋人张齐贤在太宗、真宗两朝为相，“以亮直重厚称”。他有一首《自警诗》，其中有两句富有哲理：“无私乃克己，直道更和光”。“和”者，宽容也。为官正直和宽容是相辅相成的，“直须和辅助，和赖直交相”;“能和又能直，行己自芳香”。当然，这种为政的境界在那个时代是难以达到的。

　　封建社会在我国早已寿终正寝。然而，“为官须‘直’”的官箴并没有过时，它仍然像一面镜子，照出那些媚上、媚势、媚富者的丑恶嘴脸，照出那些为一己私利不敢坚持原则、恪守真理，不敢在压力下讲真话者的虚伪嘴脸，照出那些患得患失、锱铢必较者的卑劣嘴脸，让大家想一想“直”者的可贵可歌。其实，共产党人所代表的利益和从政的宗旨，以及时代所赋予的现代政治文明特质，远非包拯、张齐贤等封建社会官场“直”者可比拟。因此，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理应是“为官须‘直’”的典范。

　　(作者简介：沈栖，笔名凡夫、聿飞，1951年生，主任编辑，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杂文家，先后出版有杂文集《世相纵论》《明天的废话》《实话直说》《告别“社会病态”说谎》《一个公民的闲话》《无花的蔷薇》《边看边说》《余墨谈屑》)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