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元年正月(公元1875年)，英国驻华公使馆员马嘉理，在云南遇害，酿成轰动一时的“马嘉理事件”。英国公使威妥玛，就此胁迫清政府除签订开放陆路口岸、减免商品税率的《烟台条约》之外，还必须派一名大员到英国，就该事件向女王“赔礼道歉”。

　　派谁代表大清，去英国“赔礼道歉”?朝廷为此大费周折。明眼人看到，威妥玛想利用这一事件，达到割地、赔款、惩处肇事者，逼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就范。恨洋人又怕洋人的慈禧太后，把懂洋务、做事又干练的部级干部滤了一遍，选来选去，目光锁定在出身进士、又在开放省份广东任过巡抚的兵部侍郎郭嵩焘身上。

　　消息传出，郭嵩焘连上七折，称病辞官。谁都明白，代表大清给英国女王“赔礼道歉”，说到底就是个自毁前程“送死的官”。因为，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中国以外的地方，国称“藩属”，人属“蛮夷”。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此等观念“蒙蔽了中国人的双眼，阻碍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理性认识，淡化了中国人的危机意识”，成为“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最大羁绊与障碍”。

　　郭嵩焘清楚，对待“蛮夷”，从皇帝、官员到百姓，习惯了“八方向化，九土来王”。朝廷对“夷”政策，割地、赔款甚至丧失更大民族利益，都必须围绕一个目的，就是换取朝廷苟安。而这次，“蛮夷”不但要钱，还要“赔礼道歉”，这种有辱祖宗的做法，不啻悬在慈禧头顶的一把利剑。郭嵩焘虽历经官场起浮，清楚“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自认为“流传百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此人”，“虽千万人吾往矣”!

　　行前，士林为郭嵩焘充当“道歉使者”惋惜。王闿运慨叹，郭嵩焘“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李慈铭扼腕，说“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山，真为可惜。行百里者半九十，不能不为之叹息也”!为打消郭嵩焘顾虑，慈禧安慰他“此时万不可辞，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接着又打感情牌，说“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实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

　　慈禧的谈话，导致郭嵩焘对晚清“强国梦”的误判。1877年1月，郭嵩焘出任大清驻英公使。他提出“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无识”，剑指“天下之乱，由大臣之无识酿成之”时弊。他摆出“为实现大清强国梦”赴汤蹈火的架势，遂将在英国见闻，集成《使西纪程》一书。此书意在探讨西方之所以强大，大清之所以落后的成因;针对“但以诟毁洋人为快”的官场，痛斥尸位素餐的假改革者“所求知者，诟毁洋人之词，非求知洋情者也”。其大谈“西洋立国，自有本末”之国体;西人“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礼，质有其文”之文明。

　　很明显，郭嵩焘的着眼点已不在“器物层面”，在政治、经济等社会管理的“制度层面”。郭嵩焘的认识，已经远远超出从朝廷、官员到百姓认知所能接收的范畴。他的做法，等于挑战了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心理和思维定势，不经意间把自己推上与朝廷、官员和百姓针锋相对的境地。果然，《使西纪程》一问世，就遭到整个士大夫集团的围剿。左都御史景廉参奏他“一以顺悦夷心为事”，家乡士子更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相讥讽，好友王闿运污其“中洋毒”，李慈铭则质问“诚不知是何肺肝”，翰林院编修何金寿，更是提到政治高度，奏劾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

　　1879年，郭嵩焘黯然回国，其“强国梦”灰飞烟灭。因为敏感于忧患，忠诚于使命，远见卓识被目为“叛徒”“汉奸”。唯一不受排挤的行为，就是远离改革，回避开放，与固有的一切保持一致。对此，李鸿章感慨，若因郭嵩焘的遭遇“人人怕谈、厌谈”洋务，“事至，非张皇即鲁莽，鲜不误国”?晚晴改革失败，从郭嵩焘“强国梦”碎可见端倪。

　　(作者简介：王俊良，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幼好读书，不求甚解。及长，从业媒体至今。偶有文字行世，赖众师友不弃。优点，好酒、好茶、好美食;缺点，喜书、喜游、喜美女。努力方向，争取写出不让人恶心的文字。)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