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肃老人讲唐诗》一书，披露这样一则轶事：当年，毛泽东主席曾先后三次接见闫肃，而最后一次接见时，年事已高，说有个愿望，希望京剧《红灯记》里的李玉和要活下来，请闫肃能否把戏改一下。为此，闫肃闭关数十天，最后向毛主席汇报说：李玉和还是得牺牲，您要是让他不走，就让我走吧。

　　应当说，毛主席的心情可以理解，他的希望也不是没有道理。但《红灯记》是按事物内在发展逻辑，系统而完整的文艺创作，如果改变其中的重要人物命运，会使作品伤了元气，失去悲剧的应有力量。所以，闫肃没有改，坚持了自己的尺度，之后多年的演出效果，也证明他是对的。

　　北大教授吴组缃，同样尊重和坚持自己的尺度。上世纪40年代，他曾应聘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教授，当时是在学期中间，校方希望他开半个学期的课，但可支付他一学期的薪水。没想到，吴组湘当即表示：“这样怎么行?我明明只上了半学期的课，怎么能拿你们一学期的薪水?”这在庸人眼里，无疑是书呆子的迂腐表现，但在正人君子看来，他实事求是、公平公正的“尺度”，着实令人敬佩。

　　吴组缃按照自己的尺度，不仅不为利，而且不为名。1985年的一天，有个外地学者来拜访吴组缃，那学者编了一本清代学者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选注本，想请吴组缃题签。但吴看后，认为他对纪昀的看法并不妥当，所选的篇目也不理想，因此，不能题这个书名。无奈，那位被拒绝的学者，只能乘兴而来，扫兴而归。

　　王蒙在一篇文章中，也说到个人尺度问题。他说：“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消极评价，究竟有多少是靠得住的?有多少是以己度人度量出来的?反过来说，下一代不是也以自身当标尺吗?”意思是说，世事与时俱进，一切都在变化，评判是非的尺度不能停步不前，当然，对前人的有些好东西，还要珍惜和继承。因此，无论上代人，还是下代人，只要自己评判是非的尺度错了，就要自觉改正才好。

　　《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13期，载文说，台湾学者李敖，在乎的是信仰而不是金钱。他一贯按自己的这一尺度行事。有段时间，他在香港卫视开办《李敖有话说》节目，收入颇丰。但后来，人们反映他有些话触犯底线，劝他不要讲这些话。他想了想，便去找董事局主席刘长乐，说“我跟你们凤凰缘已尽”，“我不要做节目了”。触犯底线，当然是不对的，但他在没认识到底线的重要性之前，宁可不做节目、放弃不菲的经济收入，也不盲目顺应——有待提升他对底线的认识。

　　评判是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尺度，而自己的尺度从何而来?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约定俗成，大体形成评判是非的共同尺度。而这共同尺度，植入不同阅历、不同学识、不同信仰的个人头脑，便成为每个人自己的尺度。尽管自己的尺度带有鲜明个人色彩，彼此有差异，但每个人，都免不了要以自己的尺度来评判是非。这就需要正确对待和把握自己的尺度：正确的，要坚持;错误的，要改正;一时拿不准的，则要等待认识的清晰明朗。

　　在这个世界上，为了探索前进，追求本真，对于自己的尺度，每个人都应遵守实事求是的原则，敢于自以为是，也敢于自以为非，并及时予以调整，而不能为了个人的名利地位，随声附和或者固执己见。

　　(原载 杂文集《一枝一叶总关情》)

　　(作者简介： 李志远，网名司马一夫，军休干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41年 7月 22日出生在河北省栾城县一个小农村，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参军入伍，退休前是正师、大校。主要写杂文、散文，也写诗歌。曾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杂文月刊》《唐山晚报》《中国纪检监察报》等军内外几十家报刊发表千余篇作品。已出版《包含香味的玫瑰》《观钓偶感》《另类公道》《幽默与遐想》《人生碎片》《一枝一叶总关情》《灯下杂想》《李志远杂文选》等文集。曾获《人民日报》“金台奖”等几十个奖项)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