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人生观”，却很少有人真正静下心来，琢磨一下“人死观”。

随着灵魂宗教式微，人们赖以减少死之恐怖的善意欺骗烟消云散，可以为了不同信仰，选择不同人生的各色人等，在经历了蹉跎岁月或躲过了人为劫难之后，面对如苍凉暮色的死亡显得茫然：或心底沉重地压着莫名的无奈和绵延的忧伤；或把绝望化作仇恨，将这曾给他带来愉悦、如今行将与他告别的人间视为地狱；或高吟“最美不过夕阳红”，对生命终点多少有些盲目乐观。

其实，死亡是宗教、哲学里的一个最高命题。人一俟呱呱落地，就一天一天地迈开双脚，跨向死神设在坟墓里的盛筵，在一曲歌吹、几滴泪水为其一生作结。德国神学家贝克莱编有一部书，汉译称之为《向死而生》。这四个字，也许是人生悲壮历程最精确、最简洁的概括。“人死观”——对死亡的自觉意识，乃是人类成熟的起点，由此在人生之路上真正守住心中的那份温馨、那份宁静。

生命的珍贵在于它对任何人都只有一次。然而，有健康的生命，也有不健康的生命；有可以医治的生命，也有无法医治的生命。马克思逝世第二天，其并肩战斗大半辈子的挚友恩格斯在一封信中写到：“医术或许还能保证他勉强拖几年，无能为力地活着。这样活着，对他来说，比安然地死去还要痛苦一千倍。这是我们的马克思绝对不能忍受的。”可见，生存并非无条件地比死亡更有价值。

美国一些重病且难以挽救的患者生前留下预嘱，明确表示：宁可尊严地死去也不愿丧失尊严地痛苦活着。在病人确实无法医治又面临极端痛苦的情形下，诸如在充分尊重患者意愿的“缓和医疗”（或称“姑息治疗”）乃至“安乐死”，正是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我国先哲荀卿云：“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他把“善死”纳入了人之道的范畴，可谓远见卓识。

在现代文人中，也许人们很难想象风流倜傥的徐志摩竟会对生死问题大发感慨。

他在《吊刘叔和》一文中说：“近年来，我已经见惯了死，我再也不觉得它的可怕。可怕的是这烦嚣的尘世。”徐志摩所处的那个时代，尘世间充满了蛇蝎、鬼魅、霹雳与噩梦，“在这伟大的迷阵中，最难得的是遗忘；只有在简短的遗忘时，我们才有机会恢复呼吸的自由与心神的愉快。谁说死不就是个悠久的遗忘的境界？谁说墓窟不就是真解放的进门？”

《悼沈叔薇》一文，徐志摩表达了同样的感想和心绪：“我自己的经验与默察只使人相信生的底质是苦不是乐，是悲哀不是幸福，是泪不是笑，是拘束不是自由：因此从生入死，在我有时候看来，只是解化了实体的存在，脱离了现象的世界，你原来能辨别苦乐，忍受磨折的性灵，在这最后呼吸离窍的俄倾，又投入一种异样的冒险。我们不能轻易地判定那一边没有阳光与人情的温慰……”谁曾想到，徐志摩刚悼念亲友不久，便在搭乘免费邮政班机赴外地授课的途中飞机失事身亡，永远离开了这个他认为十分烦恼可怕的尘世，进入了他认为能“恢复呼吸的自由与心神的愉快”的境界。

徐志摩死时年仅35岁！悲哉也夫！

（作者简介：沈栖，笔名凡夫、聿飞，1951年生，主任编辑，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杂文家，先后出版有杂文集《世相纵论》《明天的废话》《实话直说》《告别“社会病态”说谎》《一个公民的闲话》《无花的蔷薇》《边看边说》《余墨谈屑》）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