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儒家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大类。君子均为忠良、耿直、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正派人物；小人的特征是卑污、奸邪、罔上欺下、挟诈任数……这跟划阶级成分不同，侧重于道德伦理层面，无须用资产量化。

宋仁宗无子嗣，收养了堂兄濮王之子赵曙。赵曙继位后，以司马光为首的儒家代表主张按宗法制度办事：赵曙是“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法定父亲”是仁宗，只能称亲生父亲濮王为伯父，并声称此称呼关乎国家兴亡。本系保守派的欧阳修和韩琦认为赵曙可以称生父为父亲，这些腐儒马上将他们驱入小人系统，并请求处死，以谢天下。

北宋的“荫子”制度规定，高级官员的子弟不经过学校和考试即行当官。有些官员尚未结婚，儿子就被预封了官职，怀抱中的婴儿已是乡长县长。平民宰相范仲淹想限制“荫子”数目，要求确实有了儿子且年满15岁才能委以官职。立马激起高官的公愤，把他踢进了小人群。范大人眼看势头不对，再不敢“先天下之忧而忧”，立即辞职，恢复了旧制。

变法的新党首领王安石、章惇更被视为小人，还扣上了十恶不赦的奸臣帽子。

可笑的是，已纳入小人系列的韩琦，因为维护“祖宗法度”反对改革，又被吸收进了君子系统。这套标准纯粹以政治站位——是否紧跟自己划线，感情用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真正趋炎附势的小人蔡京反成了漏网之鱼。

蔡京颇有才华，文章不错，书画尤佳，曾获得王安石青睐，视他为天下仅有的三个宰相之才之一。王安石变法失败，司马光执意走回头路，连苏轼等旧党人物认可的“免役法”（允许无劳力者缴钱雇人代役）也被撤销。他限期5天恢复“差役法”，臣僚们都担心太急迫难办到。原属新党的蔡京正担任首都开封市长，竟如期完成任务，当即被司马光树为旧党的榜样。

后来章惇再度掌权，“复便役法，置司讲议，久不决”。蔡京摇身一变说：“取熙宁成法（“免役法”）施行之耳，何以讲为？”新党允许雇役，旧党坚持差役，蔡京在十年间朝秦暮楚左右逢源，新旧两党均依仗他成就此事。其反复无常的奸猾嘴脸被人识破，时遭弹劾。

“帝亦知其奸，屡罢屡起，且择与京不合者执政以柅（考察）之。”蔡京自有破解之术，“每闻将退免，辄入见祈哀，匍匐扣头，无复廉耻。”他被贬杭州时，极力巴结为徽宗访求书画的童贯，童贯每天将其画作物件送到宫中，亲自写上点评，以期皇上关注。嫔妃、宦官被收买后也不断称赞他。他还投徽宗之好，穷奢极欲，大兴土木，将各地的奇花异石运往京城建亭台楼阁，把前代积累的财富挥霍一空。花石纲激起了民变，蔡京却四起四落出任宰相达17年之久。

“京既贵而贪益甚”，他一人领取多份俸禄。上托“绍述”（继承前人做法）之名钳制天子；对下卖官鬻爵网罗党羽，只要输钱纳货，仆隶亦可当大官。不合其意便削职流放甚至诛杀。还把司马光等打成奸党，立碑刻石，亲自书写碑文，发布到各地。可怜司马光有眼无珠，居然高度赞赏过他的治国才能。另一旧党元老吕公著也说蔡京是最好的人才，并将子孙托付于他。

北宋将亡，“天下罪京为六贼之首”。民谣唱道：打了桶（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祸国殃民的蔡京终归罪有应得。

后世蔡东藩有论：“徽宗即位以后，所用宰辅，除韩忠彦外，无一非小人。蔡京固小人之尤者也，……何执中始终善京，固不必说，张康国、郑居中、张商英三人，始而附京，继而攻京，附京者为干禄计，攻京者亦曷尝不为干禄计耶？小人不能容君子，并且不能容小人，利欲之心一胜，虽属同类，亦必排击之而后快。”

小人无朋，皆因利欲熏心没有信仰。他们捣鬼有术，既整异己，也攻讦同类。追求个人利益并非坏事。不惜投机钻营附膻逐腥勾心斗角，毫无道德操守，方为十足的小人。群小嚣张，加速了北宋的灭亡。

孔子也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个标准简捷适用好操作。试看那些得意一时的贪官，谁曾有信仰，谁有真心的朋友。司马光忘了祖师的教诲，才被蔡京蛊惑了。

（作者简介：唐汇寅，男，生于1950年，大专文化。湖北省杂文学会会员、松滋市杂文学会顾问，其杂文三次获得“克权杂文奖”）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