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鲁迅同时代的人曾经写下一批有关鲁迅的回忆录，其中记载了不少鲁迅著作中不曾提过的事、不曾说过的话，从而丰富了鲁迅的思想。如1924年，孙伏园在《关于鲁迅先生》一文中谈到：鲁迅听说《呐喊》一出版，其中的《狂人日记》就被请进中小学课堂之后，不但感到极为沉痛，而且此后一看到这本书就讨厌，愤激地表示：应该让它绝版。

《呐喊》是鲁迅1923年初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自序云，“自有无端的悲哀，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社会的腐败、人性的堕落、国民的麻木，“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笔下的“吃人社会”（《狂人日记》）、“人血馒头”（《药》）、“潦倒的读书人”（《孔乙己》）、“精神胜利法”（《阿Q正传》）等，都是对那个时代的“立此存照”，无疑是一些阴惨寒凉的作品。他对孙伏园说：“中国书籍虽然缺乏，给小孩子看的书尤其缺乏，但万想不到会轮到我的《呐喊》。”

孩子们对知识处于嗷嗷待哺的人生阶段，他们不谙事理，思维低下，情感单纯，接受的理应是善良的教育。适如安徒生所言，“儿童幼小的心灵如萌生的嫩芽，需要善良的圣水浇灌”，不应当在课堂上向孩子宣讲那些凶残、仇恨、暴力、死亡的内容，不应当让孩子承受血腥、丑恶、残酷、绝望的观感，而应当将那些富有理想、充满光明、启迪善念、激发爱心的作品提供给他们，从小就浸润于真善美的氤氲之中，促使其情感和心理得以健康成长。鲁迅正是基于这一理念，才对当年《呐喊》的篇什进入中小学课堂产生强烈反感。

中小学正当是基础教育的重要关口。基础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建设，而不是批判，换言之，就是要将仁爱、尊严、理想与诗意的种子深植于他们的心田，而不是从小就向他们展示罪恶、灌输愚昧、传授暴戾。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明确提出“幼者本位”的思想，他主张：“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再纯洁明白一些。”倘若不是机械理解，那么，如此“幼者本位”不止是做父亲应尽的义务，也是一切师长们亟需恪守的信念，首先把人类最有正面价值的精神财富传递给下一代。因为教育的责任就在于帮助孩子自幼从美好的角度想象人类的前途、追求生命的意义，引导孩子体验和实践诚实、善良、仁慈、敬畏、悲悯、尊重等文明禀赋。

毋庸置疑，世界有丑恶的一面，人性也有阴暗的一面。鲁迅矢志不渝地批判“瞒”和“骗”的文学，其实也是决意摒弃单纯“歌德”的教育方式，同样，对孩子也不能实施单向度的教育。问题的症结在于：何时适宜向孩子揭示“世界的丑恶”和“人性的阴暗”？我认为，要待到其理性思辨能力渐趋成熟时（即完成了成年礼），具体地说，他们对生命和生活有了充分的理解，他们能够正确辨别和审视社会的负面现象，他们懂得人生价值和法律道德底线，他们能够承受“丑恶”和“阴暗”所带来的压力，他们初步形成了社会责任感。

概而言之，鲁迅的《呐喊》不是写给孩子看的，但孩子长大后则应拜读之，不然对那个年代的认知会显得浅薄。

（作者简介：沈栖，笔名凡夫、聿飞，1951年生，主任编辑，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杂文家，先后出版有杂文集《世相纵论》《明天的废话》《实话直说》《告别“社会病态”说谎》《一个公民的闲话》《无花的蔷薇》《边看边说》《余墨谈屑》）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