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的鲁西南，土地贫瘠，环境恶劣，旱涝灾害又频频光顾，故极端贫困。1876年的一场大旱夺走了近200万人的生命。直到1898年，灾情仍在继续，所有迹像表明，一场持久性的大饥荒正在出现，“孩子们不是被卖掉就是被丢弃，一切可以用来充饥的东西都被吃掉了。榆树皮被扒光，低矮处的柳叶被采下。甚至毛虫和蜗牛也被抓来吃掉。……形势如此令人绝望，以至于苏北的一名县令为了节俭经费，在1898年2至10月间，下令处死了该县监狱关押的284名囚犯”(江苏人民出版社、[美]周锡瑞，张俊义、王栋译《义和团运动的起源》218页，下同只注页数)。

这种穷不是一时之穷，而是祖祖辈辈世袭下的穷，令人绝望的穷。贫穷又使该地区的文化极为落后，鲁西南与商业较为发达的济宁人口差不多，但是，五十年间，每五万人中济宁有举人4.4个，而鲁西南则是0.81个(15页)。而冠县，仅出了几个秀才，到20世30年代，全县识文断字的只占人口的10％。但盗匪的数量却是济宁的3倍。

极度贫穷和无知，必然生出愚昧。于是，一些“神拳”类的邪教组织便在此地应运而生且遍地开花，其还有规范的仪式：习练之前先向东南方向磕头、烧香、喝清水。然后将一椅置于桌上，坐在上面“请老师下山”，此时双目紧闭，疑神运气，摇晃身体直至呼吸加速，浑身乱颤以达于降神的状态(275页)。所请神仙大都是来自戏文小说里的孙悟空、猪八戒、关公之类。这些原本是民间“跳大神”一类的玩意儿，但拳民却奉若神明，坚信“降神附体”后，能“金刃不入，枪炮不伤”，义和团最欢迎无知者，宣扬“稍有知识，则神不附体”，故参加神拳的多是不识字的穷苦农民和雇农，茌平县甚至有个十二三岁组成的“娃娃队”，于是，义和团在鲁西南很快风起云涌。

愚昧无知又导致邪恶丛生。一是盗匪遍地，“拦路抢劫蔚然成风”，最初他们主要是抢劫教民家的粮食，随着教民被抢得一贫如洗，“义和团不得不对抢劫对象越来越不加区分”，故“对一般百姓的偷窃、敲诈和绑架就愈加普遍”(335页)，而且还向外输出，徐州的盗匪有36％，直隶边界的盗匪有47％均来自山东，二是广种鸦片，70年代，一位来自北京的旅行者，在孔子家乡曲阜附近第一次看到罂粟，“从这儿到黄河旧河道，向南三百里，罂粟连绵不断。苏北，尤其是砀山县，是一个重要的鸦片生产地”(24页)。遍种罂粟产出的只能是罪恶。三是极其残暴。1900年春义和团到达保定某村，他们烧毁了教堂和所有教民的家，把30户教民全家杀死并将尸体扔到井里(358页)。

1900年6月，成千上万的义和团民众，以大红粗布包头，正中掖藏关帝神马，汗衫之外着大红粗衣兜肚，手执大刀长矛潮水般涌入京津，接下来他们能干些什么？也就不难判断了。16日拳民在京城繁华的南门大街一带，边念符咒边“点火”，大火延烧三日不灭，吞噬了1800家店铺和数千间房屋(373页)。然后是抢劫和杀人。杀洋人，杀教民，杀会说洋文、用过洋货的“三毛子”，就连清军副都统、神机营翼长庆恒一家13口也全部被杀，“据说光北京一地就有十数万人被杀”(华文出版社、端木赐香《重读晚清六十年》227页)。最后，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惊慌失措的慈禧，让李莲英给他她梳了个汉族老妪的发型，换上半新不旧的深蓝色夏布褂子和洗得有些褪色的浅篮裤子，光绪则打扮得像个跑买卖的小伙计，带着一帮王公大臣，向西安狼狈逃去，这就是近代史上的“庚子事变”。

行文至此，也就不难理解义和团何以会发源于鲁西南和在京津的烧杀抢掠暴行了，也让人们悟出一个道理：贫穷是万恶之源。贫穷的土壤里，只能长出愚昧和邪恶，是长不出文明的。只有富裕的土壤里，才能长出文明，正如古人所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也才能长出先进的教育、文化、科技和生产力。因此，衡量一个社会是进步还是落后，是文明还是蒙昧，其实很简单，就看老百姓是富裕还是贫穷。这就又可以得出结论：凡是能让老百姓富裕的政策、官员和社会，便都是好政策、好官员和好社会，都值得赞颂。否则，便都不是好的，当然也不值得赞颂。人们为什么由衷地拥护改革开放，赞美改革开放，道理也就在这里。

（作者简介：刘吉同，河南省新乡市杂文家，笔名为红河水、云边客）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