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压根儿就没想取什么笔名。

　　少时读书，知道了古人有字、号，知道了今人有乳名、学名、笔名，还知道了“鲁迅”即是笔名，且先生一生用过70多个笔名，“茅盾”、“老舍”、“冰心”均有笔名。

　　何以要用笔名，且用如此之多的笔名呢?用真名有多好!我想。

　　所以，每遇陌生者，我会逗趣地自我介绍：鄙人姓杨名东鲁，杨沫的“杨”，毛泽东的“东”，鲁迅的“鲁”，以至听者笑意掠过眉梢，而后便是对我姓名的深刻记忆，我亦因此而自鸣得意。

　　哪知，人之初的认识与人生实践是大相径庭的。不知咋的，后来的我居然也耍起了笔名。

　　初中毕业的我因长辈中有人“历史不清白”，无缘被推荐上高中，不得不回乡与锄头、耕牛打交道。闲暇，读大寨民歌，读黄声笑，背献给“九大”的诗《高举红旗向未来》，于是也突发奇想，提笔作诗，唯恐被人笑话，遂始用笔名。左思右想，得“诗俊”二字，一来本人未取学名，而按祠堂族谱排来“诗”字正好合我辈份;二来本人长相瘦弱，羡慕英俊，同时亦想自己的诗写得俊俏。不料处女作竟发表了，还同时上了《长江文艺》、《松滋文艺》两家刊物。

　　作了一通“诗”，又始作小品文。小品文均取材于身边的真人真事，且带点刺，故又取了两个新笔名：一曰“杨柳”，取做普通人之意。你看杨柳多普通啊，沟渠边，房前屋后，亦如我之生命般普通;二曰“民牛”，取为普通人说话之意，因鲁迅先生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而得之。

　　作了几篇小品文，觉得不够档次，又小试牛刀作杂文。杂文是好写的么?鲁迅先生说杂文是“匕首”、“投枪”。我思虑，得取个像样的笔名。想到杂文，自然想到鲁迅先生。毛主席称鲁迅先生“骨头最硬”，“最忠实、最积极、最热忱”，我亦听毛主席的话对鲁迅先生崇拜之至，崇拜先生的人格和文格，遂取名“若鲁”，意即像鲁迅先生那样做人。岂料惹来笑话，说我不知天高地厚，还想与鲁迅先生齐名。

　　立志学鲁迅先生做人，不料四处碰壁，同事谓我“过于直率”，领导谓我“热心快肠”。不管评价的内涵怎么样，总之都含有点“鲁”的意思，于是我索性来了个笔名“鲁人”。

　　笔名用得多了，倒越发显得自如起来。将“杨”字左右部分拆开来，于是有了“木易”的笔名;在“杨”字后面加上个“子”，于是有了“杨子”的笔名，复仿了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孔子”、“老子”的格调;家住松滋南部，于是有了“松南子”，取松南人民的儿子之意;松滋古有“乐乡”之称，我来了个笔名“古乐乡人”，以不忘记生我养我的故土;长者叫我“小杨”，我借其谐音有了“晓阳”的笔名，倒也显得意境颇美;我的姓名拆开来刚好五个字，遂有笔名“五字公”;我名东鲁，于是玩了个“0六”的数字笔名;因我是办报之人，于是借其谐音玩了个“鲍仁”的笔名。一次，一位姓周的领导嘱我为他的领导写一篇颂词，我灵机一动，署名“木易舟”，文章发了，读者议论纷纷，我却显得轻松逍遥。指腹为婚的我未曾尝到恋爱的滋味，居然不惑之年作起了情感诗，恐人非议，只好署笔名“思思”。

　　笔名大多是自取的，亦有加封的。报刊编辑赐予笔名是另一种意趣。在同一张《法制日报》上发表我两个杂文，于是另一篇的署名变成了“鄂鲁”(因我是湖北人);同一期《决策与信息》发了我两篇文章，于是另一篇署名“冬橹”;同一期《现代交际》发表两篇随笔，将另一篇的署名变成了“松鲁”(因我是湖北松滋人);有编辑同仁取我姓名中的“东”字再配以一个“君”字，又有了“东君”的笔名;有的刊物将“东鲁”印成“鲁东”，大概属于错排，这一错倒给了我启示，索性拿来作了笔名。

　　总之，我开始认识了笔名;一种志趣，一种文化，一种性格，一种追求，一种人生……

　　人说文如其人，我以为，笔名亦如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