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我们既然把笔拿起来了，就不要把它放下。

　　有一天晚上，工作累了，又睡不着，便上网看了档娱乐节目《我是歌手》，是胡彦斌被淘汰的那一场。不知是不是因为我平时几乎不看电视剧、综艺节目的缘故，《我是歌手》在我眼里还是很精彩。

　　舞台设计感觉颇费心思，灯光、音效、乐队值得点赞，到处都是机位，简直是拍摄大片的架势。当然，打动我的还是歌手的表现。黄丽玲说她开始享受舞台，张靓颖说她宁愿被淘汰也要突破自己，胡彦斌玩音乐玩得很认真。我从歌手们的表演中，看到了他们的真诚，我也非常情愿去相信这种真诚。

　　芒果台有着强大的号召力，《我是歌手》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商业影响力。但是，我想，孙楠、韩红他们都来了，大牌歌手的分量越来越足，也说明这个舞台的确令歌手们着迷，很多想唱的歌也只能在这个舞台上唱。

　　看了这档节目，也让我对《谁在制造<我是歌手>》有了直观的理解。一个月前，我在微信上读到的这篇文章，它讲述了导演洪涛制作这档节目的台前幕后，也提及到湖南卫视的创业与创新。文章中引述了何炅的一段话：“这里就是有一种魔鬼般的气场，每个人都非常拼命。好玩的是，细想一下究竟是为谁，为了什么在拼命?也很难想得清楚。但你就是觉得不拼命去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不对的，甚至会有罪恶感。”

　　我很幸运，在我不算长也不算短的媒体从业生涯里，经历过这样的体会。我来到《楚天都市报》的时候，这张让我心存敬意的报纸可谓风华正茂。她刚攀上一个崭新新的平台——突破100万份，不需要盘整就上探一个又一个新的巅峰。这个大家庭真的是人才济济，哪怕是常人认为最普通的岗位——热线员、车队司机，他们的职业精神都能感染到我。能赶上高手云集的时代，是人生莫大的幸运。

　　我在都市报工作了将近4000天。在那阳光灿烂的日子，在那激情燃烧的年月，最令我兴奋的事情，就是加入到团队并肩作战的“重大战役”中，不舍昼夜攻破一个个障碍，取得完胜。我相信，在那个“黄金时代”，很多同行都会感受到“一种魔鬼般的气场”。

　　可是，放眼望去，这种魔鬼般的气场为何渐渐消散了，媒体人聚会为何吐槽代替了激昂?是收入下滑了吗?不是。是级别没有提起来?也不是。是感受到了纸媒寒冬吗?似乎也不是。那究竟是什么呢?或许难以言传，或许是我还没有找到准确的答案。不过，就在我的寻找中，我感受到一种情怀，以及这种情怀带来的力量。

　　前几天，我非常敬重、喜爱的兄长L，带领一帮90后打造的新媒体公司开张了。L兄跟我们透露了一件事，他放弃了一家公司开出的优厚条件——千万元股票、百余万年薪，继续探索新媒体之路。L兄所在的报纸在我眼里是中国最出色的报纸。虽然他的平台和级别已到了一个高度，但和想聘用他的公司相比还是没法比。我说，你去了，值得称道，你的慈善理想需要经济基础;你没去，值得称道，传媒转型需要你来探索。L兄说他没去是感念报社老总的情谊。而我从他的个人情义中看到了一种更大的情怀——对媒体的热爱。中国不缺少优秀的公关人，或者说，中国不那么迫切需要优秀的公关人，可是，中国缺少优秀的媒体人，而优秀的媒体人对于中国的进步是何等重要。

　　我们需要一批批敢于冒险的理想主义者，让正在动荡的世界走上正途。凯文·凯利说，最伟大的革新还没有到来。从这个论断出发，可以想象，未来的变革该是多么的激烈。LL说，要先制定正确的战略，再来研究战术，如果在错误的战略下研究战术，只会越错越远。LL跟我说这句话，是告诉我如何处理婚姻家庭关系。我觉得把它拿来谈行业转型也非常好。转型何其难也，各行各业有多少巨头在转型中迷茫或失败。

　　对于传统媒体业来说，因其无法消解的特殊性，转型是难上加难。大家都说，内容为王，整合为王。这话我赞同，但是，如果没有颠覆性的产品，依旧是在原有的平面上做文章，依旧是以原有的方式出售内容，内容再好也只是停留在战术层面。在一个拷贝、粘贴和链接盛行的社会，在一个不尊重原创精神的国家，靠文字生存注定活得很难，这也是靠笔杆子吃饭的新闻人的悲哀。

　　归根结底，传统媒体输在体制和技术，市场化新媒体赢在思维和资金。干脆称报业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报业集团纷纷开办门户网站，几乎是和当今几大门户网站同步甚至更早。可惜，“不差钱”的报业集团在体制的束缚下难以施展拳脚，体制不活，人才难求，技术也就无法获取，最终沦落到给商业网站输送廉价内容。商业网站不一样，烧钱烧钱再烧钱，在破裂的泡沫中挺过来的，基本上都成就了英雄的地位。直到如今，传统媒体在体制和技术上的劣势局面，依旧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

　　而传统媒体人的转型就更难了。你若在内部“换仓”，只能依靠自主的知识更新、勇气以及机遇，而内部合适的平台并不一定多，可以这么说，在内部的转型很大程度是被动的。倘若索性换个行当，面临的考验将更大。有一种观点认为，记者没有技术，没有商业头脑，没有资金，创业和跳槽的风险都很大。还有一种观点是，记者都干好了，还有什么干不好，卖不了智力卖力气总该可以吧?两相比较，我更倾向于后者。我身边的每个例子都可证明，从媒体出走的老同事，不论是创业还是跳槽，都干得很好，有压力却充满激情。

　　传统媒体人在转行上的困惑，不是至少不完全是来自未来难以预知的风险，更是来自性情和情结的转变。同样，身边也有很多例子证明，大家并不畏惧跨界，只是不清楚跳槽的目的是什么，为了更好的收入吗，为了更多的保障吗，收入并不那么重要，保障又显得比较虚无。选择了留下，不是思维僵化了，而是心中存有热爱。

　　也是前不久，我非常欣赏的一位非常年轻的小妹L，向媒体行业作了告别，去了一家大型企业。她跳槽是因为与未婚夫两地分居，而当地只有一流的企业，没有合适的媒体平台。她说，以后不论干哪一行，都不会放弃写作。我很惊讶她在临行前对我说这句话。曾经较长的一段时间，我对她在文字方面的要求到了极度严苛的地步，连我自己都有点难为情。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天才可遇不可求，超凡的资质再加上一颗匠人之心，那她的成就将超乎想象。我很想回复她一句“不再为稻粱谋了，那就言为心声，为自己而写，为时代而写”，只是这句话太那个了，不符合我说话的风格，我就没有说出口。我也真心为她爱上了写作这种方式而高兴。就像D兄当了老板，又在国家级财经大报开专栏。文字终究是神圣的，终究值得我们念念不忘。

　　对媒体的坚守，对写作的热爱，实则是对思考或思想的执着。我们的时代太缺乏思想者了，或者说，太缺乏知识分子以及具有知识分子精神的阶层。如果工匠精神没有了，知识分子没有了，那我们这个时代还拥有什么呢?

　　（作者为湖北日报报业集团《支点》杂志副总编）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