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贤祠是和我一起在小镇的石板街上尿尿和泥巴玩的发小，发蒙时两人一起上镇小学，小学毕业后又一起到到街河市读初中。

　　我俩好的时候，恨不得穿一条裤子;翻脸了，一天不见又闷得慌。母亲说，真是狗子离不开茅室板子。

　　文贤祠脚大手大个子大，脑袋出奇的大;我小眉小眼身材矮。只要发生冲突，总是大的占便宜，小的吃亏。不过，我也有我的杀手锏，搞不赢时，一句“地主狗崽子”出口，如紧箍咒一般，他顿时成了泄气的皮球，打霜的茄子，灰溜溜地走开了。

　　文贤祠的爹是开染房的，解放时戴了地主帽子。在孩子们的眼中，老子是地主，儿子就是小地主，子子孙孙都脱不掉“地主”帽子。

　　我家成份是“城镇小商”，也不太好，不过，与他相比强多了。只因为我父亲解放前一年染上鸦片瘾，把个饼铺败得差不多了，这样才与地主的帽子无缘。我的兄弟姐妹总是庆幸地说，幸好老头子喝鸦片烟!

　　初中时，我和文贤祠的关系又进了层：同一个班，同一个夜自习小组(两张双人课桌一并，四人共一盏煤油灯)，同睡一张双层床。他在上我在下。

　　有一回，熄灯铃响过，一条黑影钻进了我的蚊帐。没等我出声，黑影轻捂我的嘴，示意别做声。我认出了是班主任李老师，知道他是又来卧底搜集调皮学生的情报的。

　　文贤祠进来晚了。他坐在我的床边，伸手到帐子里撩拨我。他先是摸老师的头，又将手伸进老师的胳夹窝，叫着我的小名说：“猫幺，今天怎么变乖了?”老师终于忍不住笑出了声……

　　第二天，文贤祠一出老师办公室，就直奔我来算帐。他说无我情无义，是汉奸，揪住我的衣领就要动手。我抬高声音拼命地喊：“打死一个贫下中农，要十个地主抵命!”他像触电似的，收了拳脚，怏怏地走开了。打这以后，班上只要有人与他发生矛盾，都可以用这句话来镇住他。

　　文贤祠虽然学习好，特别是数学顶呱呱，连老师都说他天生个数学大脑袋，然而，在班上得意的时候少，倒霉的时候多。只要发生什么坏事，好像他都脱不了干系。一次，老师走进教室，看到讲台下一堆垃圾，问谁值日。他站起来说是他和姓刘的女生，两人分工，刘只管倒渣滓，其它全归他。还说他把整个教室都打扫了，桌椅摆好了，也抹干净了……没等他说完，老师指着他大发雷霆：“你屙了巴巴就得揩屁股，别人没屙巴巴揩什么屁股?罚你再扫一个星期!”

　　还有一回，一个同学的钱丢了，文贤祠成了第一个怀疑对象。班干部做他的思想工作，老师找他谈话，校领导承诺，只要他认错误，不再追究，不然就报警。他就一句话：“没偷就是没偷，坐牢也不怕。”由于没足够的证据，事情不了了之。

　　后来，学校开展“反和平演变”思想教育运动，有个学生灵魂深处闹革命，向老师主动坦白交待：“那天清晨长跑时，那个丢钱的同学把上衣放在跑道边，我顺手拾起，披在身上边跑边搜荷包……”至此，文贤祠不明不白地背“小偷”之名已有一年多了。

　　1965年秋中考放榜，文贤祠(还有其他几个成绩优成份差的同学)名落孙山，而我这个比他成绩差的人却金榜题名，到县城读高中去了。人人心里都有一本帐，这就是有无那顶帽子的缘故。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文贤祠了。多方打听，才得他知命运多舛，一直过着凄惨悲凉的生活。文革爆发，他全家被扫地出门，到农村劳动改造;七十年代末回到城里，为找工作四处碰壁，后来只好到搬运站拖板车。快三十了，他才和一个农村姑娘成了家。因女方没城镇户口，生的孩子也只能随母亲算农村的。那个年代，没户口意味着你是“黑人”，没粮油供应，没肉票、豆腐票、糖票……说白了，你根本就没资格这个世上活着。一个在县委办工作的同学偶然得知此情，才帮他解决了妻和孩子的户口。

　　前不久，我还听一个初中同学说，他亲眼见过几回文贤祠到车站边摆相棋残局，说是赚点零钱补贴家用。不过，这已是四五年前的事了。

　　那个帮文贤祠妻儿解决户口的同学打电话告诉我：“文贤祠走了，走了四五年了，他到另一个世界享福去了。”

　　放下话筒，我泪流满面，心中的悲苦难以言表。那顶帽子真的像是一根精神绞索，牢牢地套在他的脖子上，几乎是从他出生那天开始，一只无形的大手就或紧或松地拽着它。而我作为他最要好的朋友，也有意无意明里暗里拽了它好几回，不知他到另一个世界之后能否宽恕我?

　　(作者系湖北省黄石市散文（杂文）学会顾问，松滋籍人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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