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我国开始实行按计划统一收购和统一供应粮食，给生产粮食的农村地区规定了交售粮食的任务，名曰“公粮”，以此冲抵农业税。1958年大跃进后，粮食供应缺口大起来，便给各地的农民(人民公社社员)制定了自留的吃粮指标。条件好的生产队每年可人均分到5—600斤毛粮，条件差的队只能分配300斤左右的毛粮。“毛粮”对供应给城镇居民的商品粮而言，指没有脱壳蜕皮的原粮。100斤稻谷、麦子只能打磨出70—80斤大米或面粉，农民吃的自留粮指标显然偏低了。

　　农民交完公粮后，在粮食丰收的地方或年份还要交售“余粮”。顾名思义，“余粮”是指农民自己吃和用以外多余的粮食。但当时“以粮为纲”，考核各地的第一大政绩就是完成粮食生产任务情况，由此刮起一阵“浮夸风”，各级领导为追求政绩纷纷夸大自己属地的粮食产量。明明只收获了10万斤粮食，却要上报15万斤甚至数十万斤。多报的数字要以实物来上交余粮，结果害苦了农民。那时的粮食只有亩产几百斤的水平，交罢虚报的余粮，留给自己吃的粮食便空前紧张了。

　　与浮夸风同时刮的还有“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共产风”，统称“五风”。这五股狂风刮得人心神不定，虽然从上至下都知道虚报的粮食产量有水分，但因为粮食产量是一项最大的政治任务，故从省、地、县、人民公社到生产大队的领导都不甘落后。于是，出现了上级默认鼓励下级邀功请赏、下级推动上级领导夸张多报的局面。直到农民普遍饿肚子后才惊动中央，出台了纠正“五风”的政策。

　　为了解决农民饿饭的问题，国家又把从农村征购来的粮食销售到农村，谓之“返销粮”。返销粮一收一售间的运输仓储均要增加成本。在青黄不接或者粮食不够吃时，农民都巴望着返销粮。返销粮有指标额度，向上争取这一指标同虚报粮食产量是矛盾的，它给领导干部设置了一道是为民谋利还是为自己升迁的两难选择题。下面的干部在上面没有一定的人脉，也难得争取到返销粮指标。

　　最为难的数生产队长。尽管有时把豆包不当干粮的队长算不上干部，但生产队是最基本的核算单位，队长管着向上交粮和对下分配，人称“小国家主席”。他们要对全队老小的吃喝拉撒负直接责任，在升官上的指望又最小，所以有担当的队长都不愿多报粮食产量。只有迫于上级领导的压力，或怯于某领导个人的情面才松口屈从。上级领导也有对付生产队长的办法：你报的粮食产量高，给你核定的自留粮指标也高;反之吃粮指标定低了，社员也不满意。

　　左右为难之下，队长们又想出一个新招：“瞒产私分”——隐瞒一部分粮食产量，私下里分给社员。上面规定每人一年吃400斤，队里暗中再分100斤，多分的不记账，上面总不能天天来查仓库吧。一般私分都在晚上收工时进行，谷物刚脱粒，每个社员背几十斤回家，神不知鬼不觉的。

　　私分要求生产队的社员都齐心，若有人去举报，队长就会吃不了兜着走，社员还得把私分的粮食退回来(从指标粮中扣除)。我当知青下乡的生产队贫农多，三大姓相互喜欢争权。队长姓张，财经队长姓宋，会计姓吴，只有仓库保管员是个外姓人，在三足鼎立中超然物外。队里有一两个刺儿头隔三差五地捅娄子，张队长虽有担当也不敢随意私分。邻队的中农多，人心齐，他们私分的粮棉油都多，干活更来劲，年底“分红”(决算社员的全年收入)的工分分值比我们队高出一倍多。

　　1976年，我被派到监利县农村驻队。监利县是产粮大县，田多人少，社员每年的粮食定量指标5—600斤，在当时是很高的。我们有个工作队员任过区委书记，十分熟悉农村情况。一天有几个社员来反映粮食不够吃，他开玩笑说：“你们明500、暗600，不明不白吃700，还找我们哭穷?”来人听了一个个要拉他去家里看，搞得他骑虎难下背。可见，“私分”已是当时流行于全国农村的潜规则。

　　上世纪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后，“统购统销”“返销粮”“工分”“私分”等恍如隔世的词汇，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但愿它们永远尘封于历史深处吧!

　　2019/2/23于上海泰禾园

　　（作者简介：唐汇寅，湖北省杂文学会会员、松滋市杂文学会顾问，其杂文《刘项还是要读书》获第四届“克权杂文奖”一等奖，杂文《贪腐的起点》获第三届“克权杂文奖”三等奖）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