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杂文——

杂文是一种时代文学，与社会共呼吸，与时代共兴衰。杂文衍生于这样一种社会环境：要么动荡裂变，要么开放繁荣，民主进步。“德先生”和“赛先生”自由生存的时代便是杂文幸运、繁荣的时代。正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种政治强制、万马齐喑的时代没有杂文。

杂文是人民的呼声，是正义的呐喊，是惊雷的炸响，是闪电的放射，不是蜜蜂采花时的嗡嗡，不是花间道上小调的哼哼，不是风花雪月，不是甜言蜜语，不是柔情蜜意。

杂文姓“杂”。花草当中它是仙人掌，有刺，极有耐性；灌木丛中它是荆条，可以作鞭。

杂文性“刚”。它的内涵是力和韧，所谓“战斗性”。月下独酌的浪漫消遣算不得杂文。

杂文味苦。良药苦口利于病，讳疾忌医必成大患。

杂文是谏。忠言逆耳利于行。言者本无罪，闻者当足戒。

杂文以针砭为职，一句话便是一根针。它不是颂词，嗜唱者作不得杂文。杂文之中亦有“正本”，那是医生用于诊治疾病的“标本”。

杂文贵深刻。“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益精。”

杂文是文，是一种副刊作品。创作杂文要讲点文学性，或曰文艺性。既然是文，就要有点文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是也。

关于杂文家——

杂文家应是思想家。他有先锋而正确的观点，新颖而独创的见解，犀利而淋漓的笔锋，视人云亦云为羞耻。他能给心灵以洗涤，给脑海以睿智，给生命以激情与冲动。

杂文家是“长舌妇”，别人不想讲的他要讲，别人怕讲的他敢讲，嚼舌，嚼舌，一遇荒诞之事不嚼心里就不是滋味，如鲠在喉，憋得慌。

杂文家长有三只眼，用第三只眼窥视时事，所以能盯出些世道的破绽。这破绽积淤在胸，经过发酵，然后借笔诉之于文字。

文如其人。作杂文须先学做人。一个不具真正人格的人大可不必作杂文。若要硬作，那是对杂文的亵渎和讽刺。若解剖自己以豁他人，倒也是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关于我和这本书——

这本书是我个人文字结集的第一个“婴儿”，故很稚嫩，天真无邪。

想让母亲在有生之年见到这个“婴儿”，是埋在我心里多年的愿望。母亲一生最大的愿望是住上一套宽敞整洁没有鼠洞土屑蛛网的房子，这个愿望我让她实现了。母亲搬进新居后溢于言表的惬意感我至今记忆犹新。如果我能够出一本书让母亲亲手摸摸封面，翻翻内页，想必她会喜出望外的，就像抱上了孙子一样。可我最终留下了遗憾，没有抢在母亲辞世之前将这本集子印出来。明天是七月初一，是母亲逝世两周年忌日，我赶在今天将这本书的序言写出来，也算是对母亲的告慰和纪念，亦了却我这个做儿子的一桩心愿。

人生苦短，能横跨两个世纪亦算一种幸运。我碰上了。这本书也算是我留给二十世纪的纪念吧。当然，献给新世纪的应该是更好的礼物。

取书名为《长舌谈》，其篇目结构依内容的接近而大致分为八个部分。书中选文154篇，时间跨度大约为二十年。二十年，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世事瞬息万变，人们的观念因时间的间隔而拉开了距离。为提示读者追思历史背景，故在各篇之末注明发表时间，算作说明吧。在每部分的排序上，除讲究标题整齐的个别篇目外，大致上以公开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

本书承蒙肖干才先生负责终校，朱厚宽先生审阅全文，高山先生装帧设计，吴文甫先生题签，卢家炯先生封面摄影，松滋市新闻印刷厂排版印刷，在此深致谢意。

最后该说说我这位“仁君”了（一位文友在一篇署名“雅戈”的文章中“尊”我为“仁君”）。

“仁君”这家伙一介农夫出身，满身泥巴却想当秀才。哦，对了，这家伙长相确乎有点像秀才，许是特嗜吃黄瓜的缘故吧，长得也活像条悬摇在秋风里的黄瓜。秀才卖了几块“豆腐干”竟突发奇想，小试牛刀作起了杂文，居然署笔名为“若鲁”，有人说他狂，想与鲁迅先生齐名，他说只是想学习鲁迅先生做人的品德，根本不敢攀附自况。这家伙还有个不常用的笔名“松南子”，盖因他是出生在松滋南部吧，他立誓永远是南部人民的儿子，可见这家伙还有点“根本”意识，这也注定了他脱不得“俗”，为人满肚直肠子，使不得弯弯，做事更不喜欢“那个”。你莫看这家伙长得还秀秀气气，可他为人豪爽得很。他自诩为除了从长相看似不豪爽外，浑身每个细胞、每个毛孔都是豪爽的。这家伙说到做到，文友们有人出书了，他也要学着试出一本，不就出了么。咳！这家伙！

这家伙福气好得很，仿佛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关心他，支持他。这大概是出于这家伙有一个最值钱的地方，他识得好歹，念念不忘滴水之恩，且力图涌泉相报。这不，他这本书在了却他对母亲的心愿的同时，就是献给所有关心他、鼓励他、支持他和爱他的人。

这家伙，够朋友！

2000年7月30日，星期日，农历六月二十九于新居

（作者简介：杨东鲁，湖北松滋人，现为全国各地杂文学会联席会副会长、中国写作学会杂文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湖北省杂文学会副会长、《湖北杂文》执行主编。）

编辑：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