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汉到明清,朝廷都忙了些什么?答:防着。且挖空心思,不计成本,不择手段,没有底线。
防民。秦始皇“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唐代不准民间养马。武则天禁止百姓聚集,为此不惜大开杀戒。元朝规定,“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不准百姓随便使用菜刀,故几十家共用一把菜刀。汉人不得学习拳击武术,不得乘马,也不许用马拉车。禁止汉人买卖竹子,因为竹子可用于弓箭(湖南人民出版社、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106页)。朱元璋规定:“一切臣民,朝出暮入,务必从容验丁”,军、民只能在百里之内范围内活动,出百里者要向地方官请领路引即通行证,“如无文引,必须擒拿送官,仍许诸人首告,得实者赏,纵容者同罪”(人民出版社、吴晗《朱元璋传》209页)。
防臣。周亚夫是平定“七国之乱”的大英雄。然而,公元前142年的一天,刘启突然召见并“宴请”周亚夫,但偌大的桌上只放了一大块肉,又不切开,也不准用筷子,却令他吃下。将军心中不乐,之后便离席了。景帝颇为不满,说:如此愤愤不平,“非少主臣也”,最后找了个理由将周亚夫下狱,将军在狱中绝食五日,“欧血而死”(《资治通鉴》卷16)。
汉景帝唱的是哪出戏?原来这是他的“深谋远虑”,数月之后他死了,16岁的太子刘彻继位,他怕儿子以后驾驭不了这位名将,故先把将军杀了。刘启杀周亚夫残酷无情。但比起他爷爷刘邦,却是“小巫”。刘邦登基后,把帮他打天下的英雄豪杰如韩信、彭越、英布等人都杀了。后世的朱元璋更是把开国功臣和军中骁将杀了个干净,“靖难之役”爆发后,建文帝几乎找不到能领兵抗敌的将领。皇帝是世界上最自私最没良心和的家伙,元勋和大臣的生命乃至他们三族的性命,在其所谓皇权安全面前,都是一簇野草。
更多是“防患于未然”,功夫在平时。朱元璋为此专门建立了检校和锦衣卫,“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宫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以至大臣在家里请客喝酒,炒了几个菜他都清清楚楚。清朝则创建了密折制度,中高级官员可以给皇帝上密折,汇报其他官员的行为,这等于把天下的主要官员都变成了皇帝的特务。唐朝、明朝将军率军出征,皇帝都会派出心腹太监监军。比如“安史之乱”中唐廷派到高仙芝、封常清军中的边令诚,明朝派到松山锦州战役中洪承畴军中的张若麒,这些监军无德无能但权力无边,最后毁掉了整个官军乃至朝廷。如此恶劣为什么还要派?防止洪承畴们叛变啊!曾国藩对清廷忠心耿耿,有再造大清之功,1864年7月,他率湘军攻克天京的前夕,陈兵于江南数省。然而此刻,富明阿、冯子才率军镇守扬州、镇江。僧格林沁屯兵鄂皖之间。这些重兵是策应、协同湘军作战的吗?非也。而“浙江的左宗棠,江西的沈葆祯,早被清政府拉了过去,成为湘军背后的两支利芒”(团结出版社、马东玉《曾国藩大传》156页),一旦曾国藩效仿赵匡胤,这些军队就会如虎狼一般扑杀过来。清军凡是有绿营的地方,附近必定有八旗。因为绿营以汉人为主,怕兵变,故防着。
防士。皇帝深知,士人最可怕。因为士人有知识有思想,又可以写书,传播知识和思想。而知识和思想的力量,比乌合之众的力量要大得多。因为它能唤醒民众,揭穿谎言,启蒙愚昧,让虚假、伪装、欺骗和邪恶露出原形。思想一旦冲破牢笼,小民就再也不好哄骗和奴役了,将从根子上威胁到皇权的“人肉宴席”。从某种意义上说,士人是皇权的天敌。因此,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清末的“《苏报》案”,三千年间文字狱从未消停。
防亲。兄弟、夫妻、父子之间够亲了吧,但也要防着。刘邦临死前说:“安刘者必勃也。”,可见已有防着吕后的意识。汉武帝临死前,将太子刘弗陵的生母、宠妃钩弋夫人残忍杀死,就是防止汉廷再出现第二个吕后。唐高祖还在位上,便发生了“玄武门之变”,三子两死。杨坚、朱温均被其儿子杀死并夺走皇位,“土皇帝”安禄山、史思明也被其子安庆绪和史朝义刺死并抢了“皇位”,李唐被武周取代,赵光义杀死兄长赵匡胤并夺了帝位。建文帝被其叔朱棣抢走帝位,本人是死是活,流落何方,至今仍是个谜。这都是内部没防好吧。至于外部没防住的,则成了历史的规律,这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
皇权专制的性质,决定了它“四海之内皆敌人”,故处处设防,无所不防。比如历朝历代皇帝都歧视和警惕商人,朱元璋更是杀了浙江巨富沈万三。因为富人尤其是“富可敌国”的,威胁统治者的安全。然而,孙子曰:“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最后帝国一个个均“无可奈何花落去”,也就不可避免了。
防的后果罪大恶极:弃优选劣。东汉中后期,梁冀之流为什么弃用“动止有法度,众卿皆归心焉”的清河王刘蒜,而专选些少年乃至婴幼儿做皇帝?防的就是控制不了皇权,晋武帝司马炎立弱智的儿子司马衷为帝,同时逼死“明德至亲,莫如齐王”的弟弟齐王司马攸。防的是皇位被有本事的人取代。皇权时代何以遍地“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道理就在这里。
消灭精英。士子是全社会最稀缺、最宝贵的人力资源,也是国家进步和文明的依赖。那些被杀的名臣良将,大体也可以这样理解。将这些最聪明的人都杀了,国家强大和发展还从何谈起。曹操杀了华佗,等于杀死了当时的中国医学。司马昭杀了稽康,《广陵散》从此绝迹。清廷杀了金圣叹,后世便再也看不到他那酣畅淋漓、如雷如电的绵绣文章了。这给民族带来的损害如山似海。
玉石俱焚。有些东西利国利民,但却对皇权构成潜在威胁时,朝廷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玉石俱焚。宋朝的军制是“兵符出于枢密,而不得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就是枢密院管部队调动;三衙负责日常训练;将领则由皇帝临时指定。即常讲的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大宋何以弄了这么一个自弱战斗力的军制,原因就是出于防着。960年正月初一,后周殿前都点检、归德节度使赵匡胤以迎战契丹兵进攻之名,率军出城在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夺了后周孤儿寡母的江山。宋太祖之所以制定这么一个军制,怕的就是新的“赵匡胤”照方抓药。北宋与辽、夏、金的作战中屡战屡败,以至最后酿成奇耻大辱“靖康之变”,与其长期执行这种自杀式的军制有很大关系。康熙54年(1715),山西总兵上书奏请自行捐造子母炮,被康熙严令制止,不但禁止研制,更不准引进,而且将前代的兵器书籍均列为禁书,很多书因此而失传。近一个半世纪,全国竟无一本论及火器的书问世(山西人民出版社、张明扬《纸上谈兵》337页)。到了鸦片战争,英军使用的是先进的击发枪机撞击火帽的滑膛击发枪,而清军使用的则是明嘉靖年间引进和研制的鸟枪,另一半士兵用的则是刀矛弓箭,武器整体比英军落后200年(三联书店、茅海建《天朝的崩溃》34页)。有人说通往鸦片战争的路是康熙铺垫的,此话不虚。康熙何以禁研火器,用心仍是防着。
弱民愚民。国人曾长期被被称为“东亚病夫”。岂止是“病夫”,还是“愚夫”。“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鲁迅这段话,道出了“防着”下的人民的悲惨境遇。长期的碾压、蹂躏和贫穷,百姓不可能成为身心健全的人。那么,自私、麻木、冷漠、吹嘘、愚蠢、愚昧、惧官、胆怯、懦弱、欺凌、陷害、出卖、告密、虚伪、奸诈、说谎、无信、伪善、奴性、暴戾、卑劣、奸诈、贪婪、无耻、献媚、苟且、“好死不如赖活”等丑恶的性格和品质,犹如洪太尉打开了“伏魔之殿”一样,一个个都窜出来且“茁壮成长”了。请看鲁迅笔下的阿Q、孔乙己、祥林嫂,还有《药》中华老栓一家、康大叔、驼背五少爷、花白胡子、红眼睛阿义、二十多岁的及刑场上一堆“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不防”的看客。此正乃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个个如木乃伊或稻草人,皇帝的龙椅自然很安全了。
皇帝和朝廷一门心思防着,那么,国计民生也好,科学技术也罢,还是工商贸易,文化艺术,一切的一切,恐怕都不敢奢望进步、发展和创新。三千多年,皇权专制社会为什么一直落后;老百姓为什么愚昧无知,麻木不仁,罪魁祸首就是这个防着和它背后的帝制,它把国家和人民可害苦了,肃清其遗毒应该坚决彻底,只争朝夕,持之以恒。
(作者简介:刘吉同,河南省新乡市杂文家,笔名为红河水、云边客)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