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游记:楚望台抒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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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日期:2019-03-29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黄乐毅】   阅读次数: 次 [ 关 闭 ]

     

  金秋时节的江城武汉,大街小巷的桂花正尽情喷香绽放,煦暖的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桂花香味。我踽踽独行在车马行人不多的武昌津水路上,不由熏得人两眼有些迷离恍惚,仿佛正透身沐浴在馨香扑鼻的桂花酒中,心下生出些微醺之态。当我又一次抬眼望向那块面南矗立的“楚望台”巨石时,触发了我的脚步再一次沿着陡峭盘曲的石板台阶,一步步地向着楚望台顶攀缘而上。

  这是我两年来第五次攀登楚望台了。前四次登攀,都是偶然随意而行,今天的攀登,却与往日情形大为不同,应该说是别有一番寄情吧!——因为,今天是公元2018年10月10日,正好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日。107年前的今天,在列强侵凌、阴霾蔽日的那个夜晚,湖北革命党人志士先贤群起发难,向腐朽至极的满清王朝,打响了震古烁今的倒满第一枪,并闪电般夺取楚望台军械库,洞开武昌城垣中和门,迎接城外南湖炮队和响应起义的各路革命军到楚望台会合,为辛亥武昌首义的成功,锻造好第一个革命大本营,牢牢铸就了胜利的坚实基础,一锤敲响清王朝走向彻底覆灭的丧钟!

  在中国川泽广远的大地上,曾经有过无数“齐日月之辉光”的巍巍名台,撇开那曾经“铜雀春深锁二乔”的铜雀台不说,还有公元696年,唐朝诗人陈子昂,在今北京城区白云观的幽州台上,写下著名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一声登台咏叹,流传1300多年,至今传扬不衰。更早的三国时代,位于河南尉氏县东湖东北角的“阮籍啸台”上,“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啸台,经常站在山顶高台上撮口发声,发出声振百里的长啸。与阮籍同时代的成公绥,写了一篇《啸赋》,描绘长啸之音:“清澈切于竽笙,优润和于瑟琴。玄妙足以通神悟灵,精微足以穷幽测深……百兽伴舞而抃足,凤凰来仪而拊翼……乃知长啸之奇妙,此声之至极。”这些林林总总传流千古的名台,基本都是文人骚客们抒情唱和展露心迹的歌咏之台。而声震寰宇的楚望台,则正是陈子昂当年所不曾料想到的“后不见来者”。

  据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辛亥革命网”总编审、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历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严昌洪教授,为楚望台撰写的碑文记载:元朝末年,朱元璋因与湖北沔阳籍大汉政权的缔造者——被荆楚子民尊奉为“江汉先英”的大汉皇帝陈友谅作战,而进军武昌,曾驻跸梅亭山,在此闻报得第六子,高兴地说:“子长,以楚封之。”朱元璋战胜陈友谅当了皇帝后,于洪武三年(1370年)封第六子朱桢为楚王。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桢就藩武昌后,在梅亭山树立分封楚王的御制碑,并敕建“封建亭”。朱桢难忘父皇之恩,经常在此面东遥望帝京,故又筑建“楚望台”。从此,武昌梅亭山一带,便被人们称为“楚望台”。从远古意义上说,大明太祖朱元璋曾驻跸楚望台所在的梅亭山,台上的“封建亭”又是其子明楚王朱桢所建,这里乃是一代开国帝君曾经驻足的龙栖之地,此台地位从明代以降,就是块藏龙卧虎的风水宝地。到了近代,楚望台的名望,更因此地为辛亥首义革命军大本营,而远比那陈子昂吟诗的幽州台和“百兽伴舞而抃足,凤凰来仪而拊翼”的长啸台,要巍峨高大得多,她高高耸立在中华大地的腹地天心,更是雄伟植根在全球华人的心灵沃土。她不以诗词文赋之美而闻世,而是以枪声炮火血雨腥风,“为天下先”的壮烈之美,昂然挺立驰名天下,倍受海内外亿万炎黄子孙的深情凝望!

  “楚望台前忆旧踪,遥思勇士缚苍龙。凶神除尽江山秀,赤县黎民向大同。”广西德保人黄图功先生,早年纵情吟咏的这首《访楚望台》,无疑道出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由此,拔地而立的楚望台巨碑上的现时题名,正是曾先后担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及文化部部长、中国文联主席、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孙家正先生挥毫题写。

  登上楚望台巨碑后面30级石梯,雕梁画栋迎面而立的飞檐翘角式彩亭,就正是朱桢始建的“封建亭”。亭子正中立有一块由赑屃背负的高大石碑,上刻黄色碑文:《明祖封建楚藩祭告山川文》。去年10月20日,当我迎着拂面金风,踏进这座“封建亭”时,支撑亭子的8根抱柱和横梁顶木,块块木头都像古稀老人的沧桑面皮,露出一道道皱褶和裂纹,上面沾满斑斑驳驳的漆屑儿。今天却又是粉饰一新,鲜亮浓艳得格外刺眼。“封建亭”自从建亭之始,不知有过多少类似的除旧翻新,亮眼见证着武昌古城绵延637年来,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站在亭北平台上,远眺武昌市区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那祥和蓝天下,环绕四周的一缕缕飘忽追逐的七彩云霞,我的心海里不由自主地浮荡起107年前那个夜晚的弥天烽烟,脑海映现出那场生与死血与火交织的肉搏激战,仿佛听见从楚望台上和远处蛇山炮台上,频频射出的轰隆隆冲天炮响,正向着长江岸边的湖广总督署,喷射出一束束携带着万民怒火的滔天烈焰。

  亭下扑鼻馨香的桂树林荫里,迎着南来的金风灿阳,傲然耸立着一块三角形巨石,用大红的鲜血颜色,镌刻着我国当代著名雕刻家刘开渠先生简洁的题词:“一声炮响翻封建,万人奋斗争民主”。恰如其分地诠释了107年前,以湖北新军革命党人为骨干的辛亥革命志士,首举义旗鸣枪发难,以“一飞冲天,一鸣惊人”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抱定“亡清必楚”的坚定信念,立志驱除鞑虏,决意创建共和,誓死推翻腐败透顶的满清王朝,历经数度劫难,终于迎来民主共和新天地的英伟峻拔形象!

  楚望台顶西侧竹林下,树立有一方“楚望台军械库遗址”文物保护碑,距离碑石不远,山顶正中屹立着一座用百吨大巨石精心雕琢而成,再现武昌首义当晚,起义军抢占中和门、炮攻总督署、光复武昌城惨烈战斗场面,名谓“首义烽火”的巨型雕塑墙:巍巍中和门下,苍苍楚望台上,莽莽蛇山之脊,无数浴血奋战的首义将士们,在昏暗夜色掩护下,顶着血光火色,冒着纷飞弹雨,使尽全力用肩臂推拉着一门门笨重大炮,以期在最佳的距离,向湖广总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射去一阵阵驱恶除害,光复中华的剧烈炮弹雨。在浴血蹈火拼死激战的起义将士中,既有大量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也有不少头上尚还盘着辫子,刚刚反正的清军士兵,他们头顶炮火硝烟,齐心合力奋勇进击,与清军展开着生死肉搏。

  楚望台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一座威名赫赫震裂敌胆的英雄之台、胜利之台!当年要是湖北首义志士在弹雨横飞中稍有大意闪失,没能在第一时间成功抢占并固守楚望台高地,连夜攻占湖广总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武昌首义就将功亏一篑,根本不会有辛亥首义的义旗高扬,湖北革命党人很可能也会步此前南方地区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等历次反清起义的倾巢覆灭之后尘,瞬间被清军剿杀殆尽,四处血流成河,全城尸横遍野。有幸的是,投身辛亥首义的湖北革命党人务实坚毅,审时度势,起事之前多年以来,就扎扎实实埋头于在新军官兵中,开展细致慎密的宣传发动工作,构建了十分紧密的革命组织团体,为反满起义早早奠定了厚实的思想基础,埋设了一点即爆的火药桶。由于“起义逐鞑虏,反清迎共和”的思想早已广泛深入民间,浸透人心,并及早制定出了“借矛夺盾”的正确军事策略,将清廷倚为捍卫自身股肱的湖北新军中的大量骨干成员、中下级军官,争取到了革命党人队伍中来,从而事先就为起义积蓄了重要的中坚力量,在当地军队和社会民众中,铸就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牢固根基。由此可以说,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一举成功的金字,正是由湖北革命党人以自己高瞻远瞩的胆识,勇于献身的精神,脚踏实地的行动,舍生取义的大勇,历经艰辛铸造出来的!她完美地弘扬了楚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卓越古楚先民创业特质,以辉耀千古的雄奇业绩,诠释了楚人“积极进取、革故鼎新、开放融合、至死不屈”的楚文化精髓,成为发生在荆楚大地上彪炳千古的伟大丰功壮举,又一次充实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一历史典故的近代血脉。

  务实的湖北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前后前赴后继如火如荼的血与火战斗中,虽然没有产生出著名的政治领袖和思想大家,没有形成完整的革旧布新建国方略,甚至于在临阵起事以后,曾一度显得有些忙乱,表现出短暂的阵脚芜杂,部署不周,但他们却能瞬时警醒,补苴罅漏,因势利导地将战争结局引向完胜!而且一旦揭竿而起,就能人人置生死于度外舍命一搏,以赴汤蹈火义无反顾的大无畏气概,见危授命舍生忘死的威猛风范,协力同心共赴时艰的群体锋芒,争相向着最危险最激烈的战斗前线浴血猛冲。这正是所谓“鄂省党人,耻声华,厌标榜,木讷质直”的示人形象:他们在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革命历程中,从不企求以壮烈一死去耸动视听博取英名,更不屑于以华丽的言谈文字去求取虚名,也不赞同如同盟会某些领导人那样急于求成,在革命力量微弱起义条件根本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就不计后果肆意行事,导致尸横遍野屡败群丧。他们认为像吴樾、王汉那种“十步之内,血火红飞”的暗杀主义行为,并不足以成就伟大事业,没有自身强劲的中坚力量和本土民众的暗中拥戴,也很难获取革命斗争的一举胜利。由此,十多年内,湖北革命志士们默默沿着一条泥泞坎坷的道路踏实前行:文学社、共进会成员长期深入下层士兵之中,秘密游说发动新军官兵,不厌其烦地从事具体的组织构建和群众教育工作,从而一方面在新军中持续发展壮大了革命党人秘密组织,牢牢地抓住了很大一部分枪杆子,另一方面赢得了下层人民发自心灵深处的广泛拥护,这一切夯牢根基,扎根民众的成功举措,无疑是当年其他各省革命党人和同盟会总部人士,所难以企及的短板。由此可以自信地说:武昌首义在湖北的成功,虽然在举事之初,在革命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先前确定的主要起义领导人全部不在起义现场,又一再不断变更起义时间的局面下,而显得有些仓促突兀外,发难之后所有临阵一线的革命士兵,都极致地发挥了不畏险恶的主动精神,现场指挥者亦表现出了胆识过人的弥天大勇,从而强有力地促成了起义后的一系列战斗,能够有条不紊地向着预先谋划的方向顺利发展,一路决战决胜。因而举义成功,就并不是偶然的侥幸收获,而是化险为夷之后,必然地满树尽挂壮美硕果。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时的楚望台军械库,是湖北新军的军火基地,当时楚望台军械库内存有124门大炮、59000多支步枪和数百万发子弹,是全国乃至远东最大的军械库。楚望台是武昌革命党人首义前,就已确定的首要攻占目标,也是起义军发难后实际占领的第一个军事要塞,起事后各路起义军很快就集结于此,然后分路向各个攻击目标出击,楚望台成为起义军第一个大本营。集结在此的起义军在楚望台补充枪支弹药后,步兵与炮队火速同步进发,向湖广总督署、张彪第八镇司令部,以及武昌城各个主要战略要地,发起了势如破竹的全面猛烈进攻,胜利实现了当夜攻克总督署,吓跑湖广总督瑞瀓,击败张彪统领的第八镇清军主力,并在次日中午光复整个武昌城的辉煌战绩。

  现有的楚望台,经过山体复原,环境美化,遍植名木修竹,四时繁花争艳,已辟为楚望台遗址公园,为国家4A级景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辛亥革命武昌首义80周年前夕,当代著名书画艺术大师赖少其先生曾挥毫题诗:“二千年来人吃人,武昌一仗开纪元。三座大山压不扁,转眼已经八十年。”距这座诗词碑不远,在成百上千株黄色菊花的簇拥中,又耸立着著名作家、书法家、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民盟中央主席、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的题词:“推翻帝制功迈前古,创建民国启迪后人。”楚望台不失为给整个中华民族赢得灿烂光明,造福于全体华夏子民的巍峨高峰,闪亮星座。

  靠南一侧紧邻楚望台的起义门城楼,正是107年前武昌首义时的中和门,现在已经修葺一新,并在2013年3月5日,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铁灰色城砖砌就的城楼拱形门洞两头,是叶剑英元帅题字的金色门额。这座从公元223年孙权首筑夏口城起,历经人世变迁,沐浴千年飘摇风雨洗刷的古老城楼,也是武昌古城的惟一遗世实物。清朝以前的武昌古城,里巷阡陌,衙署丛集,文化建筑遍布,文人学士荟萃,是南方重要的古老城垣和军事重镇。在辛亥首义之后的“二次革命”期间,1926年的北伐战役中,国民革命军为攻打武昌,围城激战40多天,北伐军死伤惨重,于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在攻克武昌城后,决定彻底拆除武昌城墙,直到1929年完全拆除后,惟一保留下来的,仅有这座为推翻满清创建共和立下汗马功劳的古老城门。

  现有的起义门城楼城墙,是在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前夕,再次进行了全面整修美化后形成的。1985年7月,我作为一位来武汉出差的外来旅行者,曾经与起义门有过一次意外邂逅:当时我住在武昌火车站前的一家旅店,黄昏时分一人无所事事,就想走到远一点的街巷,去随心所欲地散散心逛逛景。那个年代的人互相信任度很高,陌生人之间也没有过度的戒备心理,于是我向正在火车站广场上摆摊的一位老者提出,想借用一下他的自行车。那位老者十分慷慨,大约看我是外来人,一副本分模样,料想我是不会骗走他一辆旧自行车,踩一路黄尘骑回家乡去的。就连我说要给他点押金的提议都一口回绝了,只是叮嘱我要在晚上9点之前把车子给骑了回来,他好拖运地摊物品回家。我跨上自行车使劲蹬骑,沿着一条车少人稀的古旧小街,漫无目标地向西南方向骑行,竟然意外来到了起义门下,当时的城楼刚经过1981年简易修缮,仍然颇显破落,也没有南北两侧绵延的城墙,我在晚霞的余辉中,向它稍稍瞟了几眼就离开了。后来我才弄清,当年骑行的那条小街,就是改造前的首义路,30多年过去,这条路的尽头,有一座武昌惟一的古老城楼,我却是一直记得的。

  起义门城楼西北角上,摆放着两门按原样复制的首义大炮。武昌起义爆发的那个夜晚,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就是用南湖炮队的大炮,从架设在楚望台山顶、起义门城楼楼台和蛇山山脊上的三处炮台,以数十门大炮,向湖广总督署衙门、第八镇司令部,发起铺天盖地的猛烈轰炸,一举炸塌了总督署屋顶,才导致了湖广总督瑞瀓弃城逃命,躲避到停泊在长江江面的楚豫舰上去藏身。如今的起义门城楼,不但城楼城墙修葺得巍峨气派,门洞中间的瓮城也进行了复原整修,成为众多海内外炎黄子孙,追寻100多年来华夏大地沧桑巨变的睹物思情之所。站立在城楼上,面向首义路方向眺望,金碧辉煌的黄鹤楼塔顶十分抢眼。要不是今天的武昌城日新月异高楼林立,高层建筑物日益遮蔽了人的视线,紫阳湖畔的工程营发难处旧址、蛇山山脊上黄鹤楼东侧的辛亥首义炮台,解放路中船重工武昌造船厂内的湖广总督署遗址,大约都能尽收眼底。只是今日繁华风流的华中第一大城,已经将那些历史的痕迹,一古脑儿掩映在自己丰腴博大血肉丰美的时尚胸怀中,刻意地珍藏起来,让人只能就近去仰视,很难再做放眼眺望的远观了。

  起义门城楼下,因纪念辛亥首义100周年而兴建的“首义碑林”,从起义门城楼下起始,顺着山势向北面山坡上绵延陈列,汇集了百年以来华人世界众多政要显贵、书法大家、诗词楹联艺术家的一幅幅精美书法诗词作品,尤其是从楚望台西缘,沿着山势顺下排列的首义书法碑廊,连亘数百米,灰瓦翘角,大红抱柱,从楚望台山头一直延伸到首义路街头,漆黑光亮的书法碑林,巧妙地与雅趣浓郁的老武昌故事长廊相映成趣,正向四海来客诉说着武昌古城的千年变迁,如潺潺江波,流淌着厚重的文化气息。

  从楚望台下来,我漫步于首义路上,一步步向蛇山西头山脊上爬去。作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重要战斗遗址,上世纪90年代修复的首义炮台,山脊上架设有5门原样复制的大炮,全都是由解放军3303工厂,依照1911年10月10日夜间,轰炸总督署的旧炮样式复制而成。站在高耸于山脊正中的蛇山炮台平台上,向西南方向的湖广总督署旧址张望,应该有两千多米的直线距离。在那黝暗的夜幕下,要准确无误地炮击总督署衙门,还是极为不易的。正因如此,开初三处炮台的炮击,都没能命中目标,革命军起义领导者们深知:要是不能在天亮前一举攻占总督署,歼灭武昌城内清军主力,天明之后就可能遭受清军的疯狂反扑,将已经取得的起义成果毁于一旦。危机时刻,黄陂籍湖北革命党人、起义步兵将领蔡济民,冒着瞬间血肉横飞的危险,拼死命冲入总督署外的水陆街,动员市民积极配合起义。在诚恳表达胜战后会照价赔偿财物的承诺后,蔡济民很快劝令总督署附近居民们立马全部迁离,随之浇上煤油放火点燃总督署附近多处民房和商店内的易燃物品,一时间熊熊大火冲天而起,一下映红了半个天空,无遮无拦的总督署,此时成为最醒目的死靶子,为大炮轰击提供了极为精确的射击点位。由于地势高耸的优势,以蛇山炮台为主的大炮群,很快就炸塌了总督署屋顶,还有多枚炮弹落在了督署后院内爆炸,从而为驱逐瑞瀓,打垮张彪赢得了天赐良机。随着总督署的陷落,张彪的败退,九角十八星首义大旗挂上了蛇山奥略楼顶,武昌城内负隅顽抗的清军残部,见大势已去斗志尽失,或降或退,11日中午前,整个武昌城尽皆光复,在全国首先取得了一夜之间夺取一省省会,促使满清地方政权瞬间土崩瓦解的局部胜利,为彻底葬送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挖掘出第一个使之走向覆亡的万丈深坑。

  楚望台中部靠近古城墙一侧有方碑石,镌刻着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夫人、民主革命家何香凝先生诗词中的两句豪言:“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得中华史上名!”极为真切地彰显了武昌首义中的湖北先贤,不虑生死争创共和的铁血献身精神。武昌首义的胜利,之所以得来如此神速,能够在武昌城内首战告捷,与湖北革命党人具有临危不乱的大智大勇,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无疑是息息相关的。在那场血肉横飞枪林弹雨的首义之战中,以熊秉坤、吴兆麟、黎元洪为代表的湖北辛亥先英仁人志士,在历尽千难万险的血腥战场上,熬炼出无可替代的先锋楷模钢铁脊梁之大担当,被众口一词美誉为率先发难的“共和先声”、临危受命的“共和先锋”、顶天立地的“共和磐石”,他们为江汉朝宗的这片英雄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万古不朽的先贤风范,成为值得荆楚儿女永远引以为豪世代传承的宝贵精神遗产!楚望台小广场北边缓坡上,绿叶葱茏的花草丛中,簇拥着一块手枪状大碑石,上面用鲜血颜色,镌刻着湖北蕲春藉辛亥革命先驱、与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同时就义于武汉的民主革命先烈詹大悲的五言绝句,真情抒发出湖北辛亥英烈先贤们的豪言壮语:“一心反封建,不惜死与生。留得丹心在,永远照汗青!”

  八天之后,我从武昌首义路地铁站出来,走向位于张之洞路上的湖北省总工会北区大院。临街的门房北墙上,镶嵌着一块“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牌匾,这块发布于1956年11月15日的文物保护牌,已经在这条原来叫紫阳路的百年老街上,融入整日熙熙攘攘的车水马龙一个花甲了,“辛亥首义发难处工程营旧址”12个繁体行书字,显得有些影影绰绰,不大引起路人的关注。院子内迎着大路矗立有辛亥革命70周年时,由武汉市人民政府筑立的“辛亥武昌起义工程营发难处”纪念碑,碑后建有“辛亥武昌首义发难处”纪念亭,约600字的纪念亭记碑文,由中国史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湖北省及武汉市地方志副总纂冯天瑜教授撰文,张少华题写书法。我在雕梁画栋的纪念亭内仔细观看,一字字诵读着黑色碑面上密密麻麻的白色行书字,大约是我的滞留,惊扰了那里往日的宁静吧,从亭顶藤萝上掉下来许多小蚂蚁,纷纷从我颈后的衣领上,落入身体表皮的各个部位,并且不停地在身上爬动。直到走出那个院子,我才发现衣服里面的不对劲,幸好那里离地铁站的卫生间很近,我连忙躲进卫生间,脱下上衣,解开皮带,捕捉那些侵袭我的小蚂蚁,大约捉到了四五十粒小蚂蚁,才使得我身上的奇痒得到缓解。

  107年前的10月10日黄昏,被誉为“共和先声”、“发难元勋”、“辛亥首义第一枪”的湖北江夏藉革命党人、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正目(班长)熊秉坤,作为共进会革命党人在工程第八营的总代表,就是在我刚刚离开的这座院子里,组织党人率先发难,打响了武昌起义第一枪,打死值班清军排长陶启胜后,带领本营40多名起义骨干,一路奔跑向楚望台进发,并在楚望台守军中的革命党人配合下,迅速夺取了楚望台军械库,最先集结起起义军300多人,为确保首义成功提供了足够的枪炮弹药。稍后大批义军听到枪声后,也纷纷揭竿而起,源源不断地汇集到楚望台上。

  16年前的春天,我初到武汉谋事不久,就在武昌东郊的九峰烈士陵园,有幸拜谒熊秉坤将军陵墓,“辛亥首义第一枪”这个振聋发聩的称谓,让我不由肃然起敬。可以说,107年前那个黢黑的夜晚,熊秉坤面对的是一个生死存亡,肉山血海的大屠杀绝境:事前一天的10月9日,湖北革命党人主要领导人孙武、刘公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自制炸药时,不慎引发爆炸,引来俄租界巡捕,受到巡捕登楼查勘,因此彻底暴露了起义计划,策划起义的领导人蒋翊武、刘公、孙武全部躲避起来,与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代表临时中断了联系。10月10日上午,熊秉坤得知起义军名册被清军收缴后,起义骨干成员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位烈士,已经在天亮时分遭屠杀于阅马场,武昌全城戒严,由满清旗人为主组成的军警队,正在按名册大肆搜捕革命党人,一时间满城血雨纷飞,革命党人人人自危。当此生死关头,处变不惊堪当重任的熊秉坤,表现出绝地求生的奇天大勇,他利用早饭机会集合起革命党人代表,悲愤地说:“吾辈名册已被搜去,反亦死,不反亦死。与其坐以待毙,何若造反而死……”遂经秘商后一致决议孤注一掷,刀口求生!傍晚时分,在反动的二排长陶启胜窥破起义端倪,被革命党人程定国用枪托击伤头部亡命鼠窜时,党人金兆龙大声呼喊说:“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程定国闻声开枪击毙陶启胜,原定起义时间遂被迫提前,熊秉坤当即下楼吹哨集合起义队伍,击毙企图阻止起义的几名顽抗首恶,抢先奔向楚望台军械库。当最初到达的300多名义军占领楚望台后,熊秉坤以总代表身份宣布:起义军统一名称为“湖北革命军”,今夜的作战行动口号为“同心协力”,并当即布置士兵打开中和门,接应南湖炮队进城,现场部署了下一步的作战计划。至此,熊秉坤已经以一个营级单位内革命党人总代表的低微身份,出色地超量地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熊秉坤对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最大贡献是:在那即将鲜血成河,尸横遍野的全城大屠杀到来之前,率领起义士兵顶风前行,濒临万丈深渊背水一战,从而一举改写了中国历史,狠命敲响了满清王朝的丧钟!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在熊秉坤诞辰130周年时,为熊秉坤题词“英烈千秋”。熊先生作为辛亥首义元勋中,在新中国生活了整整20年的革命老人,他组织打响首义第一枪的丰功伟绩,受到国共两党领袖人物的高度赞誉,也将永远为每一位荆楚儿女所景仰!

  工程营发难占领楚望台,先期到达的起义军得到充足枪弹补足后,又有大批起义军奔跑而来。由于当天起事仓促,计划多变,一时短暂出现兵力部署不周,现场秩序混乱的状况。深明大义胸怀睿智的熊秉坤,考虑到自己以前在新军中职卑位低,恐怕难以有效指挥起义队伍,而局面一旦失去控制就会酿成不良后果。正在焦虑万分之时,由他派出的侦察兵汪长林,带来了左队队官(连长)吴兆麟,熊秉坤不由大喜过望,当场集合起义军代表开会,建议推举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得到一致通过。光明磊落的熊秉坤,当即宣布并非党人同志的吴兆麟,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并公开告诫全体起义士兵:“即刻起无论先前在军中、党内担任何种职务者,皆须听命于吴总指挥!”

  吴兆麟临危受命时,起义军到来已超过2000多人,于是他立即命令进城的南湖炮队,在中和门城楼和楚望台搭设炮位,又命令混成协所属炮、工、辎重营党人抢占蛇山阵地,在山脊上架设大炮,3处炮台同时集中火力轰炸总督署。吴兆麟深知,首义成败与否,在于能否快速攻下总督署。当晚11时许,吴兆麟下达总攻令,命令步兵采取前后夹击,正面突破的战术,分三路同时冲刺,不惜一切代价,向湖广总督署和张彪第八镇司令部发起猛攻,务必在天亮前要拿下这两处官署衙门。吴兆麟是湖北武昌即现今的鄂城人,先后毕业于参谋学校及军官讲习所,其广博的军事学识素为湖北新军士兵所熟知,因此吴兆麟的上任,起到了号令三军稳定大局的战场脊梁作用。当晚参加起义的兵员很快聚集到了4000多名,各路士兵纷纷按照吴兆麟的指令,奔向自己的战位投入激战。但是,攻克总督署的战斗进展很不顺利,三路步兵中两路受到顽强抵抗,无法接近总督署,一路因清军兵力更强,不得不退回到楚望台。在此紧要关头,总指挥吴兆麟同熊秉坤亲率百余人组成敢死队,向总督署发起猛烈冲击,蔡济民率领的另一路革命军,也到达总督署附近的水陆街。蔡济民很快动员督署附近市民撤离后,放火焚烧总督署周边民房,当地居民纷纷舍财助战,慷慨地表示:“不用说什么赔偿,赶快点火。”并拿出一桶桶煤油用于引火助燃。当蔡济民在水陆街放火的同时,张鹏程也在王府口点火,一时间把总督署照耀得如同白昼,总督衙门前的旗杆远远看去都是亮晃晃的,为大炮轰炸提供了精确的靶点,蔡汉卿、孟发臣率领的炮队,发发命中总督署和张彪司令部,吓得敌人心惊胆战。在几路先锋多处放火围烧总督衙门的奋勇拼搏下,天亮之前终于攻下了总督署,武昌全城一夜光复,胜利的十八星旗飘扬于武昌全城。这一伟大胜利的取得,与吴兆麟本身具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勇猛果决敢打硬仗的优秀军事素养密不可分,吴兆麟的先锋作用,是辛亥革命得以胜利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由此武昌首义胜利后,吴兆麟先后出任湖北军政府参谋部部长、民军总司令,后由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上将勋位,并被后世普遍赞誉为“共和先锋”。

  拜谒“辛亥首义发难处工程营旧址”5天以后,我决意去武昌卓刀泉寻找“伏虎山烈士陵园”。因为“共和先锋”吴兆麟,就是安眠于那座大山北麓的密林中。以前有过好多次,我曾经留意寻觅过“伏虎山烈士陵园”的精确地址,但每次在卓刀泉南路上,看到那高悬的指路牌上标示得不明不白,想来不花费巨大功夫,根本不可能找到那方秘境,就只能一次次地放弃了。这次因为要去凭吊吴兆麟先生,我发誓就是刨根求底也要去找到它。我拿出3年多前,在杭州寻找郁达夫故居“风雨茅庐”的倔强劲儿,沿着卓刀泉南路一路步行,穿过香火缭绕的卓刀泉寺,去追寻那条可能挤压在哪条街巷缝隙中的上山小道。在当下的中国,有一道遍地雷同的奇景:一座座金碧辉煌的佛寺,无不是大路通达,人声鼎沸,因为那里住满活着的和尚;而一处处烈士陵园,若不是要员陵寝,加之经年久远,往往藏匿在荒山野林之中,凡人千寻万找也难觅其踪。在卓刀泉寺近旁一块荒地上,我见到一位感觉可以打听路径的老人,他正坐在平地上,打理一大堆杂物,我看他像是长住在那里的老住户,便近前去向他打听。老人告诉我,去伏虎山陵园的路倒不远,只要沿着前面那条狭窄的泥土小路,一直靠着山边上走去,到了前面拐弯处,再顺着右手上山去就是了。走了一大段后,我又向路边一位小伙子打听,他要我再向前走,当看见一个居民小区后,就朝那个小区走进去后再上山。一番询问,多处打听后,我总算走到省林业厅下属一家单位的家属大杂院,看见了路口边上的刘公墓,这说明以前曾经千寻万找而难觅的“伏虎山烈士陵园”,今天终于进入了我的视野。

  伏虎山陵园一共安葬着9位英烈:离居住小区不远的东头山坡上,坐落着陵园的第一座墓葬刘公墓。刘公是辛亥首义烈士,生前是武昌起义成功后的湖北军政府总监察。接下来往西,依次是:辛亥首义烈士、鄂西南联军总司令蓝天蔚;抗战烈士、国民革命军第9军军长、陆军上将郝梦龄;辛亥首义烈士、护法军政府鄂军总司令、陆军上将蔡济民;辛亥首义烈士、“日知会”总干事刘静庵;湖北早期革命家、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国民革命军第66师师长张森;辛亥首义志士、武昌起义临时总指挥、陆军上将吴兆麟;辛亥首义志士、湖北军政府军务部部长孙武。这9座陵墓从东往西,高低错落绵延有七八百米,或在小山坡上,或在山脚边沿,其中大约因为李汉俊是早期中共烈士,陵墓占地面积最大,位于山间小路的下方,占据的地势最佳,而且只有这一座墓地,是用一人多高的围墙圈起来的,两边门柱上都贴有蓝底白字的“肃静”二字。李汉俊陵墓后侧上方,横拉着一条红底白字的横幅,上面印着方块黑体字:“2018年洪山区烈士公祭活动”。横幅两头栽有铁管拉杆,应该能推断每年清明时节的烈士公祭仪式,都是在李汉俊墓前举办的。

  我今天要来祭拜的主角,无疑是武昌起义的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先生了。吴兆麟在指挥辛亥首义成功,武昌全城光复,湖北军政府成立后,任鄂军军政府参谋部部长、第一协统领,参加了惨烈的“阳夏保卫战”。南北议和时期,出任民军战时总司令,筹划北伐。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出任大元帅府参谋总长。后又调往北京,被授予陆军上将衔,成为湖北将军团首要人物,并任首义同志会理事会主席。但是不久后他竟退出了政治军事领域,自1919年起脱离军队解甲归田后,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曾亲自督修樊口大堤等水利工程,并捐资修建武昌首义公园,后在1942年病逝于武汉。为此,吴兆麟的墓碑上镌刻的碑文是“吴兆麟先生之墓”,而墓墙上的文物保护牌文字,更是直接称谓“吴兆麟墓”。作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吴兆麟墓同紧邻的孙武墓一道,是在2002年11月7日,由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武汉市人民政府2003年8月立碑保护的。而另外4位“辛亥首义烈士”刘公、蓝天蔚、蔡济民、刘静庵墓,都是在1956年11月15日,由当时的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同为辛亥首义元勋,大约因为吴兆麟、孙武是因病自然死亡,直到上面4位烈士的墓葬受到省级政府“保护”46年之后,才“享受”到了同等保护待遇。

  从路口刘公墓走到山路尽头的孙武墓,黑森森的大山沿路,我没有看见一个人影,漫山高及二十多米的常绿乔木,和密密实实的低矮灌木林,把天空和山坡封裹得状如黄昏,倒伏在地的粗大死树,覆盖满山的枯枝败叶,使得山间的孤寂气息更加浓重,仿佛夹杂着一股或隐或现的阴森恐怖之气,传送着隐隐约约的阴魂啼号,这不由使得平日气壮如牛的我,也感到一阵阵汗毛倒竖,细密的冷汗从额头上直往下冒。我强装勇者并没有撒腿开溜,仍然保持着内心惊悸表面平静的姿态,向吴兆麟先生的陵墓鞠了三躬,才从里往外把先前已经看过的一座座陵墓,反转过来细看了一遍,缓步向出口走去。回转了一大半时,我在石板小路上迎面看见一对年轻情侣,不久又路遇一位五六十岁的男子,向着我刚刚离开的山麓纵深走去。回返时,我没有再走卓刀泉寺,而是朝向珞瑜路走去,在珞瑜路388号门洞外,才看见大道南侧的花台边上,立有一块蓝底白字的“辛亥首义烈士墓”指路牌。这块牌子相对来说比较醒目,只是这里与卓刀泉南路上的指路牌,已经相距遥远,要不是意外在这里发现,一般人是根本就不会把南北方向的卓刀泉南路上的指向,来和这条东西向大街联想到一起的。

  担任武昌起义临时总指挥的吴兆麟,亲自率领革命军通宵血战,等到天亮后的1911年10月11日,获悉整个武昌全城一夜光复,十八星起义大旗已经插满武昌的大街小巷之后,顿然觉得应该由自己来承担的作战重任,算是大功告成,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紧迫创建一个符合民意渴求的新政府。由于武昌首义实际上是在血与火的炙烤中,打乱先前计划,被迫仓促起事的,湖北革命党的代表人物蒋翊武、刘公、孙武因为宝善里爆炸案,在起义前夕或躲藏,或患病,或受伤,谁都不在起义现场。中华同盟会领袖更是远在国外和香港,可以说连湖北革命党人多年来革命活动进展的信息都一无所知,更不要说什么加以领导了。群龙无首的起义革命党人中坚人物熊秉坤、吴兆麟、蔡济民,似乎又都自愧难当大任,觉得凭自己以前的声望和地位,根本不足以来领导即将诞生的鄂军军政府,难以胜任显赫的大都督一职。面对这一紧张局面,吴兆麟作为清军协统(师长)黎元洪的学生,在前一夜的战乱中,已经力主不要杀了黎元洪。当起义取得初步胜利,需要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来主持大局,巩固胜利成果的关键时刻,吴兆麟此时又想到了黎元洪,他动员参与起义的各级军官,一致公推黎元洪来担任湖北军政府大都督。于是,黎元洪在无法推脱也不敢推脱,心存姑且观望心态的情势下,半被逼半情愿地走马上任了。以当时的现场情形,黎元洪要想不答应起义革命军的推举,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只要他敢于离开推举会场半步,等待他的就是枪响人亡。而暂且应承下来,在起义军和清廷最终鹿死谁手,局势尚不明朗的态势下,倒还至少能有一半的生路,不失为当时的惟一上佳选择。

  10月11日晚上,由部分革命党骨干组成的谋略处,在省谘议局召开第一次谋略会议,通过了3大决议:一是自今日起,在武昌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北都督府,以省谘议局大楼(即现在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红楼)作为办公地址;二是以九角十八星旗作为军政府旗帜,象征全国十八省联合一致,进行推翻满清,光复中华的铁血革命;三是废止满清宣统年号,以黄帝纪元4609年为年号。第二天清晨6点,湖北革命党人以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北都督府黎元洪都督的名义,通电全国,通报了武昌全城光复、中华民国军政府在湖北建立的惊天巨闻。一时间亿万国人争相传播,南方各省纷纷发难效仿。

  黎元洪当上鄂军大都督后,虽然起初不太真心情愿,只是抱着观望的态度,但以他在湖北新军中拥有的“知兵、开明、爱兵如子”的个人名望和民间美誉,加上他是汉人军官,不致像八旗军官那样受到汉族兵民排斥,所以受到了民间的一致拥戴。他的上任也给正要陷入一片混乱的武昌城,带来了祥和安定的局面。黎元洪予辛亥革命主要有3大功劳:首先是革命党人以他鄂军大都督的名义,公开颁发了安民布告,稳定了武昌城的人心和社会局面;二是以大都督黎元洪的名义通电全国,敦促各省革命党人群起发难,共同推翻满清王朝,得到广泛响应,壮大了倒清驱满的革命力量;三是黎元洪亲自指挥了从1911年10月18日开始,直到11月27日结束,历时41天的“阳夏保卫战”。“阳夏保卫战”发生在汉阳和汉口,因为汉口古称夏口,这场战争就称为“阳夏战争”,又分为“汉口争夺战”和“汉阳保卫战”两个阶段。它是辛亥革命中规模最大、战斗最为激烈的一次重大战役,革命党牺牲上万人,为抗击清军、捍卫共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阳夏保卫战”虽然以汉阳汉口最终失守,武昌沦为孤城的失败而告终,而却将清军主力死死地拖在湖北长达40天之久,从而为南方各省响应起义,倒戈独立赢得了宝贵时间。清政府虽然暂时地赢得了这场战役,但却导致长江以南地区全部被革命军所占据,大半壁江山尽失,其在华统治呈现土崩瓦解的毁灭状态。在极其惨烈的“阳夏保卫战”中,黎元洪自始至终坚守在武昌都督府,指挥若定,固如磐石,为保卫武昌,捍卫辛亥首义的革命成果,做出了卓越贡献,被公认为走向共和,创建民国革命道路上的“共和磐石”。在艰难卓绝极为惨烈的“汉口争夺战”中,以北洋军阀冯国璋为首率领的清军达2万多人,都是北洋军内入伍多年的精兵强将。湖北革命军虽然人数也在2万以上,但是其中有大量刚刚招募的新兵,和不少自发参战的武汉平民。当“汉口争夺战”进入白热化,激战于市区中心,几乎是寸土必争的相持阶段,湖北革命军利用自己熟悉街巷地形的优势,利用民房和复杂的街巷结构,来掩护革命军,主动在防御战中歼灭敌人。而冯国璋带领的清军,根本就不习惯在南方千曲百回的城市街巷中应战,一时伤亡巨大,兵力大减,眼看革命军越战越强。就在这个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杀红了眼的无道军阀冯国璋,从10月30日开始,命令清军在汉口市区大肆纵火焚烧民房商铺,利用大火烧一段前进一段,来逼迫革命军节节后退。据当年亲眼目睹者在《辛亥革命阳夏战争述略》、《辛亥首义回忆录》等史料中记载,“汉口大火延烧三日三夜不熄,天为之变赤,上至硚口,下至蔡家巷,汉口繁盛区域俱为一片焦土,被害者不下数十万家,”一时间几十万汉口市民无家可归。冯国璋灭绝人性的兽行,不但激起了全国民众的愤怒,就连在北方新军将领中,都有第20镇统制张绍曾和4位协统,联名电请清廷从重惩办恶魔冯国璋。可以说,在辛亥革命中,对整个中华民族、湖北革命军、汉口人民犯下罄竹难书滔天大罪的罪魁祸首,正是在南北激战中以焚烧汉口闹市民房,导致冲天大火连续燃烧三天三夜的袁世凯爪牙、北洋军阀冯国璋,而他的兽行,最终却因袁世凯的袒护而不了了之。

  在民族大义面前,应该说曾经两度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湖北黄陂人黎元洪,比之惨无人道的冯国璋之流,还是要是非分明,深明大义得多。至少,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闹剧中,黎元洪一直是呈抵触反对的态度,没有充当其帮凶。当袁世凯复辟帝制时,黎元洪自始至终表露出不屑与鄙视。当袁世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时,黎元洪坚辞不就。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朴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为黎元洪撰写的《大总统黎公碑》碑文和亲撰的挽联中,公开言明是黎元洪在中国“首倡大义”,黎元洪才是中华民国名副其实的真正创建者;谓黎一去,中华民国随之“俱尽”。极力赞扬黎元洪对于走向共和,创建民国所立的煌煌大功,要远大于某些只会说不会做的“思想家”。凭心而论,黎元洪对于光复中华创建民国,两大巨功独一无二:首先是,武昌全城光复之后,要不是黎元洪及时出来主政,发布告示安民,通电全国响应起义,很可能武昌首义成功的果实,有可能断送在清廷组织的疯狂反扑中。二是黎元洪以优异的军事指挥才能,有效地组织指挥了“阳夏保卫战”,当援鄂湘军撤离返湘,黄兴乘船离鄂去沪后,竭尽全力保证了起义胜地武昌没有丢失,尤其是死死地拖住清军主力长达41天之久,为其他13个南方省份和湖广省内多个府城响应起义,实现光复,赢得了天时和良机。他的这两大英雄业绩,在当时血火丛生瞬息万变的险恶情势下,是没有第二者能够取代的!

  无论黎元洪一生有过哪些瑕疵,章太言先生的评价是否拔高过头,黎元洪离世后,都是倍享荣华。他是国民党取得国家政权后,举行国葬盛典的第一人,其葬礼过程包括天津殡殓、北京追悼和武昌安葬“三部曲”,前后历时8年之久。1933年,黎氏夫妇灵柩自天津运回武昌,暂厝于洪山宝通寺法界宫的藏经石库。1935年11月24日,全国为黎元洪大总统下半旗志哀,停止一切娱乐活动。湖北省主席张群主持国葬典礼,武昌送葬队伍达5万多人,武昌全城几乎是万人空巷。黎元洪陵墓葬在桂子山东北角的土宫山,占地近百亩,耗资3万多银元,直到1938年武汉沦陷时于日寇时,都还没有完全竣工,可见其规模之宏大卓绝。

  我是在2017年3月23日中午,根据悬挂在武昌卓刀泉南路上的交通指示牌,经过向路人打听后,走进华中师范大学校园东门,去寻找黎元洪陵园的。虽然明确知道了黎元洪墓坐落在华中师范大学校园东部,但你要向谁去打听其精确地址,哪怕校园内人来人往,却没有几人能说得清楚那座墓园到底在哪里?校园内以年轻大学生俱多,问他们都是一问三不知,问了好几位老师模样的人,也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后久经问询,才碰到一位靠谱的中年教师,他说那里的路不太好找,我直接为你带一段路,把你送到那附近去吧,这样才算是免除了我许多腿脚之苦,在经过整整一两个小时的反复打听周折往返后,才找到了那里。

  黎元洪陵墓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经历了碑倾墓毁之大劫,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时,由武汉市人民政府拨款重筑。2003年3月27日,被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6月,辛亥革命100周年前夕,武汉市再次筹集3000万元巨款,构筑成如今占地逾10多亩的“大总统陵园”。陵园南侧,一座高大的巨石牌坊,面向烟波浩渺的南湖巍然挺立,正中横向阴刻着“共和磐石”4个灰黑大字。陵墓后面护卫着墓冢的,就是由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撰稿,原民国政府国务总理农商总长、云南腾冲著名书法家李根源先生书写的雄文《大总统黎公碑》,黑底白字的隶书碑文,字数多达3900字。在辛亥武昌首义所有革命志士的陵寝中,我料想曾经两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陵园,或许是最为豪华气派的了,这也算是对黎氏后人的很大心理慰藉吧?

  相对来说,熊秉坤、吴兆麟、黎元洪身后,都获取到不同等级的哀荣,这也是他们应该享有的尊荣。可以毫无悬念地说:辛亥首义的成功,要不是湖北革命党人敢为天下先赴汤蹈火,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要不是湖北党人中藏龙卧虎,卧伏着熊秉坤、吴兆麟、黎元洪这3座中流砥柱,于危亡之际力挽狂澜于大厦之将倾,武昌首义的闪烁星火,很可能会瞬间被扑灭,奄奄一息的满清王朝,或可要再苟延残喘上十年。

  在楚望台与起义门城楼相连的小广场正中,安放着一座巨大的竖式石碑,上面用硕大的红色楷书文字,阴刻着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摘句:“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这字字千钧的铿锵之音,正是海内外华夏儿女的共同心声。

  辛亥革命90周年期间,安徽界首届诗词作家闫自忠先生,站在楚望台上吟诵道:“楚望台前望武昌,云天碧水两茫茫。回眸九十年间事,热浪奔腾涌大江。”转眼又是17年过去,今天我再次登上楚望台,凝情回望107年前的辛亥革命历史,大约只有黎元洪能够担当得起“共和磐石”这个千秋万代人人仰望的称谓。正是他和“共和先声”熊秉坤、“共和先锋”吴兆麟等,这一群创建民主首立共和的湖北籍共和脊梁与革命中坚人物,沐浴在血雨腥风中,振臂一呼四海响应,才为我们打碎了千年封建君主制的枷锁,创建了自由幸福的现代生活。当历史的车轮碾过107年后的今天,武汉人民正在弘扬辛亥志士先烈的革命情怀,以“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城市先锋精神,引领着这座“每天不一样”的繁华大都市,向着阔步迈向追求公平正义、人人享有平等幸福的美好未来,奋马催鞭,笃定前行!

 

  注:本文涉及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史料,除参照武汉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红楼)、武汉辛亥革命博物馆公开展览的文献史料外,主要参考文献有:《辛亥革命论文集》(武汉师范学院编);《共和先声——辛亥武昌首义发难元勋熊秉坤纪念文集》(团结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武昌首义诗词楹联大观》(武汉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武昌史话》(武汉出版社出版)。(2018年11月初于武汉)

 

  编辑:张启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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