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后来才知道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正值我“吃涨饭”的年龄。我又矮又瘦，十一二岁了，还只有七八岁孩子的个头。然而肚子似乎特别的大——母亲常说，稀饭胀大肚。我想，这肯定是吃几乎照得见人影的稀饭吃得太多造成的。有稀饭吃还算是不错的，这也亏得母亲想出这妙法子来填饱一家人的肚子，煮饭时尽量多放些水，熬得时间长些，这样做出的稀饭就不会是清汤寡水。不过，吃得多，吃得饱，也饿得快，还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稀饭不够吃了吃野菜，野菜挖尽了吃槐树叶，吃榔树皮。总之，能入口的都想方设法弄到肚子里去了。作为十口之家顶梁柱的父亲坐卧不安，忧心如焚，菜黄色的脸上，嵌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他正患肺结核，常常咳得上气不接下气。可他从不唉声叹气。他对母亲说得最多一句话就是：“天无绝人之路，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 一阵剧烈的咳嗽之后，父亲对母亲说：“我想带孩子们开荒种地。”母亲说：“你该不是说疯话吧?”母亲的疑虑不无道理。父亲10多岁给人帮工，学炸油条、蒸包子之类的白案手艺。出师后，他成家立业，自己开了一爿饼铺。跑老东(也叫过日军，即躲日本鬼子)那年，铺子倒闭，父亲用全部家当换了条毛驴，做起了“赶脚”的生意。他把镇上的针头线脑之类的东西贩到深山老林里，回来将山里的土特产运到镇上，一来一往，除去路上的花费后总还有些盈余。有一回，父亲从山里返程，半路上遇到土匪，山货被抢光了，驴被牵走了，身上的衣服被剥得精光，还挨了一顿打。从此，他得了风湿病。当时母亲不赞成父亲开荒，主要是担心他的身体。要是他倒下，全家就塌了天。可父亲有个怪脾气，想好了的事才说，说了的就要做，九头牛也拉他不回。

　　一天清早，父亲把我和哥哥、姐姐叫醒，说要带我们到河对岸的山岗上开荒。出了门，穿过街道，淌过小河，再摸着大河的石头礅子过去，爬上岸，走一里多平地，就到了一个叫“黑丙墙”的村子。绕过村子，上个陡坡，我们踏上了一个小山包。“就是这里!”父亲说完，挥起砍刀砍向荆棘。原来这里是大办钢铁时留下的废墟，杂草丛生，砖石瓦砾遍地。父亲笨手笨脚地教我们一刀一刀地砍，一锹一锹地挖，一锄一锄地抱，最后又把土一遍一遍地箍。10多天过去了，我们才开垦出一块两个教室般大小的地。因为土是暗红色的，哥哥叫它“红土地”。红土地浸透了我们全家的汗水。垦荒时，我、哥哥、姐姐脸划破了，手脚磨起了血泡。父亲几次吐血，也不肯歇息一天。他说误了季节，又得多饿一年肚子。

　　父亲从来没种过庄稼，也不知该种什么合适。听人说南瓜命贱、好侍弄、产量高，他就决定种南瓜。下种后，他天天要到地里转一转，每次都要小心翼翼地用手指扒拉土坷垃，生怕种子被压住出不了芽。

　　离地两里多有一眼百年老泉，名叫“西露井”。泉水冬暖夏凉。父亲说，他小的时候，镇上的人在大热天都来这儿取水降温，水里放点糖啊醋的，喝了凉透心窝子。这水这么“养人”，当然也能养地。他每天带我们挑井水浇地。口渴了，我们喝井水;饿了，也喝井水。我们兄弟姊妹最怕施肥，因为抬着人粪尿穿过半条街，担心碰到同学和朋友。有一回，父亲要我们往地里送肥，我和哥哥都不想与父亲抬着满满的一桶粪经过街市的一段路。父亲气不过，愤愤骂道：“读书、读书，都读到牛屁眼里去了!没有大粪臭，哪来的五谷香?!”他蹲下身子，大声吼道：“上肩!老子在前面走，看失不失你们祖宗八代的脸!”

　　正如母亲所说：辛苦换来快活吃。到了吃南瓜的时节，我们的桌上多了一道菜，肚子里饥饿的感觉也似乎减轻了许多。用南瓜花打汤，用南瓜叶加点面粉做糊糊，嫩瓜当菜又当饭，老瓜蒸了吃，又香又甜。那段时间，南瓜是我们吃得最多也最爱吃的美食。

　　这一切都要感谢父亲，感谢父亲带我们开垦的红土地。如果没有父亲的红土地，也许我们家会像别的人家一样，饿倒一个甚至几个孩子，再也不能起来。

　　选自《黄石散文选》

　　（作者系湖北省黄石市散文（杂文）学会顾问，选自作者诗集《受伤的风筝》）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