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八个样板戏红遍神州大地。县领导为了狠抓样板戏，决定从娃娃抓起，办了个文艺班。上午练功排戏，下午上文化课。学生都是从全县各个小学招来的，一群十一二岁的孩子，专门演京剧。

　　当时县里有个文工团，是个杂牌军，什么都演：歌剧、京剧、话剧、湖南花鼓戏。那时正值文革的尾声，团里居然还有从湖北艺术学院毕业分来的专业乐队人员。邓邦国老师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基本功很扎实，笛子独奏《扬鞭催马送公粮》吹得人们如痴如醉……

　　那时县里崔部长主管宣传教育，非常重视文艺班。隔三差五地来检查，对我们的一点点进步都会给予极大的肯定和鼓励。文工团经常也会有一些大哥哥大姐姐到学校来看我们练功、排练，给我们做些业务上的指导，邓老师来得比较勤便。

　　邓老师中等身材，不胖不瘦眼睛小而聚光，脸色苍白，一副文弱书生相。但他只要讲起话来，整个人便生动有趣，语调诙谐幽默，栩栩如生，从内而外散发着艺术家的特质：那就是对世上万事万物永远怀着那种鲜活的体验。

　　他到学校来看我们时，经常逗得我们哈哈大笑。他首先从名子问起，问我们叫什么。当问到我时，我说我叫董酒村，他惊呀地说：“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呀，一点不像女孩的名字。不过一听这名字就是有文化的人起的。”我告诉他我是清明时生的，这名字是一首诗里面的两个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邓老师大赞说名字起得好。

　　邓老师每次来，同学们都会围着他，让他吹笛子给我们听，叫他讲童年的趣闻轶事给我们听。他也毫不推迟，告诉我们：他从小是孤儿，没有人管，因为从小就会拉个曲、吹个笛、唱个歌什么的，有一次湖艺到长阳在他们的学校演出发现了这个有音乐天分的孩子，再加上没有父母便把他带走了。我们无比崇拜地说：“哦，原来是这样呀!”

　　他告诉我们有一次在学校的操场玩双扛时，不慎从上面摔下，手臂上有一块肉被双扛上的硬物刮掉，整个人从双扛上摔到了沙坑里。剧烈的疼痛让他发现了手臂上的肉洞，他爬起来四下一寻找，居然发现那一小坨肉在沙坑里微微颤抖。他欣喜若狂地抓着那坨肉，抖去上面的沙泥把它摁在了肉洞上，因为那坨肉还是活的，很快便跟肉洞连在一起了。他讲得津律有味，这群孩子们则听得哈哈大笑。

　　很快，初中两年结束了，我们成立了京剧团。我们住在剧场的宿舍里，那时文工团也经常在县里演出，两个剧团有很多时候在一起练功排练，一起在剧场开会学习。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对我们很是爱护，那时他们经常谈到一个人：江申平。她是沙市京剧团的花旦，下放农村改造时在县文工团呆过两年。他们口中的江申平是那么的遥不可及，那么漂亮，那么会演戏，是女神一级的人物。当他们看见我时：众口一词的说我像江申平，不管是扮相、走路、说话，还是气质都像极了。郭老师把我演的《三打白骨精》的剧照带回沙市时，沙市京剧团的人也说太像了，搞得那段时间我说话走路都一蹦一跳的，心里很是得意。

　　这时邓老师已经成家了，新娘是他长阳老家的姑娘，用邓老师的话说是山窝里飞出的金凤凰。新娘叫刘万菊，长得极像杜鹃山里面的杨春霞，那个年代结婚只一间房，大概二十几平米。邓老师把新房布置得温馨浪漫，桌上用树根做的盆景，墙上贴的字画，窗帘是与众不同的淡蓝色的花布，床上铺得一尘不染。自己穿的中山装是自己用手工一针一针缝拢的，非常合身得体，可掀开衣服的反面，全是一块一块的纸盒子做的里衬。

　　第二天看见新娘，我们羡慕地围着她问长问短，说她好幸福。谁知她哭丧着脸说，没有在床上睡，床上铺得漂漂亮亮的就是个摆设，睡觉时从床下拖出一床破毯子和絮就在地下睡的，而且邓老师是没有洗漱的习惯的。我们“啊”的一声：“可邓老师怎么那么干净呀?”新娘说：“那是因为他长得白呀，一白盖三丑嘛。他比天天洗的人都看着干净。”

　　刘万菊在剧团玩了很长一段时间，也受了很多气。因为邓老师像个孩子一样的顽皮、搞笑，明明规规矩矩地坐在我们中间，但只要看见刘万菊的影子，便马上把我们假装抱在怀里。气得刘万菊涨红着脸眼泪直流地跑开后，他放开我们哈哈大笑。不一会万菊姐也会趁他不在来到我们中间，向我们诉说着丈夫的种种不是。我天真地问：“他天天都跟你买东西吃吧?”“没有呀，他没有给我买东西吃啊!”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邓老师蛮喜欢买东西给女孩吃的。那时我虽小，但我能理解万菊姐内心的委屈，那就是自己千里迢迢来看丈夫却没有得到丈夫的重视，丈夫整天跟剧团的年轻女孩在一起打打闹闹的。

　　说来也怪，你把万菊姐放别的什么地方也是很漂亮的一个女人。可只要一到剧团，一混在这堆女孩子里面她的美就显不出来了。我以前不太明白，后来才知道，同样漂亮的两个女人，一个从小唱歌跳舞唱戏，一个什么也不唱，那个训练过的女人比那个沒训练过的女人有很大的不同，不管是说活、走路，一举一动都充满着一种叫魅力的东西。这就是差别吧。

　　我们在生产队演出时，邓老师也跟我们在一起将近一年的时间。白天他总给我们讲故事、吹笛子，当他拿起笛子时马上进入角色，那如泣如诉的笛声在向我们倾诉着那不幸的童年。那悠远绵长的爱情，他的表情是那样的如痴如醉，时而陶醉，时而痛苦，时而激昂。邓老师是一个性情中人，对每一位孩子都很好，心里没有一点杂念，像水晶般透明，孩子们都很喜欢他。他很少洗脸，随身携带一小块破三角镜，早上用手把眼睛的眼屎用手挖出就算洗脸了。那天他走了很远的路，很累、很累了，来到住的地方。房东给他打了一盆水，我们都催他洗脚，谁知他把鞋一脱，直接穿着袜子把双脚泡在了盆里，不一会又直接穿着湿袜子穿鞋了，看得我们目瞪口呆。就是这样一位邓老师却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不管是晚上的伴奏，还是白天的训练，他都以一个艺术家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只要笛声一响，他就马上置身事外了。

　　演员和乐队总有一些很微妙的矛盾，演员总怪乐队没拉好，乐队总说演员没演好。文工团演瑶山村时，以邓老师为首的几个乐队成员总喜欢水演员，说他们笨哟，没演好哟。那天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差一个群众演员，大家一致通过要邓老师演。邓老师很高兴，跃跃欲试，当化好妆穿上苗族服装，头上裹着包头，演一个给解放军指导员送信的角色。邓老师在后台酝酿角色，只一句台词那就是告诉指导员敌人在那里。终于要上场了，邓老师从侧幕旁喊着“指导员，指导员”，一路小跑到台中央。可面对台上醒目的灯光，他大脑里一片空白，整个人僵硬在那里，不知要说什么好，经验丰富的指导员巧妙地掩饰过去了。邓老师下场后一再连声地说：“原来演员这碗饭也很难吃呀……”

　　时隔三十几年，去年在朋友父亲的葬礼上，我正在跟同学、朋友寒暄时，余光里总觉得旁边有个穿黑衣服的老头跟着我，心想这是哪来的乡下老头呀，怎么这么不懂事呀，别人讲个话跟在旁边干啥。我正在讲谁谁谁又不在了，正在感叹生命的无常。谁知耳边响起一个声音：“这个死了你也去，那个死了你也去，那个邓邦国死了怎么没看见你去呀?”啊，我大惊失色：“什么，邓邦国死了?”我转过身来死死地盯着他，不由笑了起来：“原来你就是邓邦国!”他哈哈哈大笑：“我看你跟这个也讲话，跟那个也讲话，就是不跟我讲话，我好气愤。”当他说这些话时，脸上的表情生动起来，那个很久以前的邓老师又回来了。

　　这就是邓老师，热爱生活，热爱艺术，对这个世界永远抱着一颗童心，对万事万物永远怀有鲜活的体验，即使100岁，也会爱美丽的女人……

　　（作者简介：董小婉即董酒村，毕业于公安县一中，曾在公安县京剧团、县自来水公司工作。曾有小说、散文在《芳草》《厦门文艺》《写作》上发表。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