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年至少要出去旅游一趟，这么做的目的有三个。一、出去开阔开阔视野。二、散散心。三、从中体会到我母亲年轻时走南闯北为我求医的感觉。我知道，在部分人眼中第三点有点冠冕堂皇，可我确实有这个目的。

　　因今年上半年去办理港澳通行证后就把旅游路线限定在了广东。那么我想，何不去佛山寻找19年前母亲和我曾待过3个月的康复中心呢?

　　19年前(2001年)，我母亲与我因一篇名为《背儿五万里》的报道受到各界的关注，佛山市新希望康复中心寄来信件希望我母亲带着我去他们那做康复治疗。那时的我只记得我7岁，刚上一年级，9月份刚开学不久。母亲自然是不想放弃任何可以给我治疗的机会，当即向学校请了3个月的假期。如同之前，几个包加一个娃，踏上了去佛山的路途。

　　19年后，当前一天在橘子洲头与同学回忆峥嵘岁月的我在广州站下了火车后并不能完全体会到母亲当年的艰辛。我记不清19年前母亲是否也是先到广州再转车去佛山的，如果是，我可以设想到一个未满30岁的女人背扛肩挎几个包还牵着一个走路时不时摔跤的娃淹没在人流里的场景，况且那时的广州站的人流量还未被南站分流出一部分。

　　我起初的计划是到了广州后转乘地铁(广佛线)去佛山的。可恰逢周一，又是早上七八点钟的上班高峰期，地铁自然是挤不上去了。我为图方便在手机上迅速订了一张城际高铁票，直接在站内换乘，从下了火车到坐上城际高铁整个过程不到20分钟。我在座位上缓了口气，又不禁设想了一下我母亲当年是否也是这么顺利呢?到了佛山已将近上午9点，我随意找了家不错的旅馆开了一间钟点房，洗澡后换上短袖休息了一会儿，中午12点才退房，沿街匆匆吃了午饭，便正式开始了寻找。

　　我很清楚，19年前的地址肯定会随城市发展变化的。于是，我手机上网再三确认了地址，才上了公交。历时1个多小时终于到了目的地。记忆虽模糊，脑中却有个声音告诉我，就是这了!我并没有抱着一下子就能找到的期望，结果也符合我的预料——康复中心搬迁了。我向邻里街坊、向村委、向派出所挨个打听了一遍，最终派出所的民警给了我一个建议：找残联。我自认为我是个幸运的人，当我找到残联，就在和残联同院门的另一侧看见了“新希望康复中心”的招牌。

　　因为我将19年前的照片拍了下来，记忆虽是模糊的，但进了门，还是第一眼便认出了康复中心的李主任。碰巧他正在接待患者，我便在大厅的长椅上等了一会儿。待到患者走后，我走上前问道：“您还记得我吗?”我见他愣了一下，又问道：“您还记得王柳吗?”接着将那张照片从手机里调了出来……

　　接下来就是一番寒暄，我介绍了我的成长经历，他也介绍了康复中心的这十几年的发展，并得知如今的康复中心记得我母亲和我的只剩下几个人。

　　由于我计划着当晚就坐火车去珠海，婉拒了吃饭邀请和住宿安排。而对于回程的时候再次来佛山的邀请，我连连答应了下来。

　　我在珠海受了点伤，在深圳同学家里修养了几天。再次来到康复中心已是新的周一。我被告知将在第二天参加家属交流会。没有准备的我便将我母亲如何锻炼我的过程分享了出来。

　　在中心的两天，见到的脑瘫患者挺多的，大多都是不大的小孩子。我看着他们就仿佛看见了我19年前的样子，看着那些有一丝熟悉的辅助器材也不禁想去触摸。

　　脑瘫是不能根本治愈的，只能靠着长期的持久锻炼以及少量的物理疗法去康复。所谓的手术，也只适用于个别情况。如今，在国内这样的康复中心屈指可数，在19年前就更少了。

　　我很感谢有像李主任这样的一批人的存在。不仅仅是为我一个人感谢的，而是为了整个脑瘫患者群体。我知道，这样也有点冠冕堂皇。但如此坚持、执着于一件正能量的事情的人不值得被感谢吗?

　　（作者简介：王栩，毕业于天津理工大学，现就职于湖北省松滋市杂文学会、松滋市东方书院，任职松滋市杂文学会创作部副部长，“东方乐读”微信公众号编辑部主任，系青年杂文家，其杂文《“佛系”与“丧”》荣获第四届“克权杂文奖”二等奖，杂文《中国文化除了“博大精深”还有什么？》荣获第五届“克权杂文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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