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水，是万物生灵的命脉。河流，是人类文明的源泉。

　　这是一幅多么富有勃勃生机的图景：择河而居，构木为巢，钻燧取火，织网以渔……先民们何其伟大，上下五千年来，开创的文明从未断裂，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影响世界，在人类文明史上最为光彩夺目。

　　这种文明之延续举世罕见，与神州大地纵横交错的河流的特质密切相关。不论是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抑或是其他大大小小的支流，其自然条件有利于农业文明兴盛，而且河流密布自成一体，有着相对封闭性，不易受到外来文明冲击，又能形成文明的多元。

　　古时，长江、黄河、淮河、汉水并称为“江河淮汉”。在中国的地理中心武汉，长江与汉水交汇，孕育了独特的人文气象。两万年前，这片水泽之域有了人类的足迹;3500年前，盘龙城的构筑，拉开了武汉城市文明之序幕。春秋战国，楚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三国时期，龟蛇对峙，兵家必争。

　　到了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汉口析出，三镇鼎立。明末清初，汉口已成“楚中第一繁盛处”，居全国四大名镇之首，武汉由通都大邑迈向九省通衢。晚清至民国，汉口开埠，洋务新政，风云际会，“大武汉”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开始耀眼地登上了国际舞台。

　　这一切离不开水。没有汤汤大河，哪来“十里樯帆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的商业盛景?没有汤汤大河，哪来“黄鹤楼上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的潇洒诗情?没有汤汤大河，哪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卓识气魄?

　　这一切与水相关。除了两条大江及其诸多支流，武汉还有湖泊库塘星罗棋布。水汽蒸发，犹如罩子盖在上空，让人闷热不已汗流浃背，真乃“捂汗”。加上南面有山到夏日挡住南风，北面有水到冬天带来北风，使之酷暑愈热、寒冬愈冷。于是乎，武汉人之性情非冷即热，易暴易和，敢憎敢爱，不矫情，“不服周”，讨厌“鬼做”。

　　这一切源远流长。如果用一个字来描述武汉的所有，那么这个字以“融”最为恰当。融，起源于上古，后人立楚为国，此乃武汉渊源;融，取南北东西之长，此乃武汉地利;融，水之大观也，善利万物而不争，此乃武汉气度。贯古穿今，通达世界，长远昌盛，和乐恬适，皆为融之意，这不正是武汉之追求么?

　　(二)

　　时常流连于江畔，闻江涛拍岸，望大江东去，眼前的江水恍若历史的长河，一群群人走了过来，一幕幕场景分外清晰生动——

　　大夫与樵夫走在最前面，携手行至江口听风赏月。大夫琴兴大发，鼓琴志在高山，樵夫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鼓琴志在流水，樵夫曰“善哉!洋洋乎若江河”。

　　将军带领千军万马过来了，旌旗猎猎屯兵蛇山，依山负险于近江处筑城，以东连吴越、西接巴蜀、北控秦晋、南通潇湘。

　　诗人登上黄鹤楼，为江口要冲之胜景所震撼，想起少年时沉湎酒色的虚度和中年时游历山川的苦旅，题下千古绝唱“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总督抚须深思殚精竭虑，主改革、办新学、振实业、建铁路、筑河堤，一座座工厂崛地而起，机器轰鸣，商贾成行。

　　一位革命先行者步履坚定地走来了，他的身后跟着一群年轻人，有战士，有书生，有工人，雄姿英发神采飞扬，举着反帝反封建的大旗。

　　一对蔡氏夫妇勤劳持家，在家门前葱郁的大树下卖着面条，面条煮上片刻筋力十足，快速捞起抹上芝麻酱，顿时香气扑鼻。

　　还有很多人走来了。或许，他们从未离开过我们。

　　伯牙子期不会想到知音古曲数千年之后会响彻茫茫宇宙，也没有去想高山流水成了一种高远的境界，在物质发达的21世纪更为弥足珍贵。

　　孙权所筑的名曰夏口城，因汉水又称夏水而得名，是武汉第一座有明确纪年的古城。孙权所想的只是一代霸业，不会去想争夺这个“第一座”，也未想到“因武而昌”影响后世。

　　崔颢没有想到让他名扬天下的《黄鹤楼》在千余年之后，位居一份唐诗排行榜之首引发争议，名利对诗人来说不过是浮云。但是，江城因诗人们的吟诵诗意盎然，一砖一瓦皆是诗，滋养了无数的文人墨客。

　　张之洞是否想过流芳百世，我们无从知晓，但他开启的近代工业文明值得在史册上浓墨重彩，也奠定了武汉的工业重镇的地位。

　　孙中山唤醒国人，敲响清王朝的丧钟。他未料武昌打响了第一枪，而这种敢问天下先的胆识成为百年之后的武汉精神口号。

　　蔡氏夫妇没有去想热干面在八十多年后会入选“中国十大名面”，更不曾想一碗面条成为一座大都会的最受欢迎的文化符号。

　　一切不曾去想，一切也不必去想。水到渠成，大浪淘沙，该流传的终会流传，武汉文化的蔚为大观，便在这流传之旅中愈发灿烂。

　　(三)

　　江水不语奔腾不息，起起落落，曲曲弯弯。内陆航运不再引领潮流，地理中心未必就是经济中心，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武汉品味到了失落的滋味。

　　上世纪五十年代，“武”字头开建，武汉成为新中国主要工业基地。可到了八九十年代，武汉的座次逐步靠后，武汉人在自负与自卑中摇摆甚至走向迷失，以至于主政官员发出“武汉在哪里”的追问。

　　历史的脚步是螺旋式向前的。金融海啸袭来，海洋贸易风光暗淡，经济版图正在重构，沿江沿河的内需型经济重挑大梁。武汉抓紧了机会，向世界喊出雄心壮志：承担国家中心城市的重任，并以国际化大都市的形象代表中国参与国际竞争。

　　“复兴大武汉”的标语在三镇街头随处可见。官员坦然面对“满城挖”的质疑和嘲讽，跨国公司一拨拨落户生根，承担的国内国际盛会一个接一个，这些似乎都彰显出武汉又找到了自信。可是，仔细考量，便会发现复兴的背后暗藏着悖论。何谓“大”?是经济之大，还是文化之大，抑或兼而有之?若是经济之大，短期内如何解决与两型示范的矛盾?“大”，就意味着这里的人们真正幸福吗?

　　对于武汉人来说，复兴固然重要，但其要义不在“大”，而在“新”。这个“新”不是对过去的抛弃，而是传承与革新。两型先行、创新示范，这正是“新”的核心。武汉应以新的气质、新的理念、新的文明，重回全球舞台中央惊艳亮相。

　　世界想看的，也正是新武汉。有一位高个子、目光睿智的外国老头，常常行走在武汉的大街小巷，他名叫柯林·达尔顿，是澳大利亚著名设计师。他一到武汉就爱上了“这座浮在水面上的城市”，曾经一年往返30多次，主持设计武汉城市规划方面的10多个项目。他说，“武汉真正要做的，是告诉世界，一个变化中的武汉。武汉应传递这个信息，国际人士要了解中国的变化，一定要来武汉。武汉的变化，是中国变革最好的代表。”

　　新的武汉，应是一个智慧之城，具体表现在智慧的管理、智慧的产业和智慧的民生。我们的生活是否便捷舒适，我们的社交是否愉悦真诚，我们如何把机遇转为实效，我们如何将信息化为洞察，这些都离不开智慧的分析。

　　有人说，武汉“因水而兴，因商而立，因武而昌，因文而盛”。我说，武汉因融而智慧，因智慧而成就未来。

　　(写于2013年7月10日)

　　（作者为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支点杂志社副总编辑；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第十一届北京大学财经奖学金项目获得者；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兼职导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校外研究生导师。）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