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冷笑话，不是幽默，是那个年代在公厕发生的令人匪夷所思的囧事。

　　公厕之囧样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黄石城区几乎没有私厕，到处都是公厕。这些公厕星罗棋布，疏密有致，点缀城区各企事业单位、公共场所和居民小区里。住在平房宿舍的居民普遍使用的是公厕;即使是住在楼房的住民，也是一层七八户共用一两个单间小公厕。记得当年我所住的广场路菜园村商业局平房宿舍有一两百户居民，也就有两间公厕。

　　那时的公厕造得很简陋，大致一种“冏式”： “独门独户”：歇山顶房顶，上有通气口;窗户一般建得有一人多高，是种扁扁形的没有窗扇的宽窗，门就只安个框，有的甚至连木门框都没有，在门的前面砌面“7”字型砖墙当作屏障。公厕里面是三合土的地面，一侧一溜儿下来有六七个蹲坑，蹲坑之间通常用砖砌有一米左右高的隔档(有的连隔档都没有)，人蹲下去，虽看不到隔壁蹲坑的人的下半身，但隔壁蹲坑的人面部五官还是看得分明的。各蹲坑的下面的斜面型粪道连着约两米深的大粪窖。粪窖又与外面的五六米见方两米深的化粪池相连。公厕里没有自来水，掉在蹲坑斜道上的大便全靠人尿冲滑到粪窖里，更谈不上便后用水洗手。

　　正因为公厕过于简陋，入厕“方便”其实不便。在腊月，如刀的寒风从门、窗、顶棚的天窗、脚下的蹲坑，从四面八方呼啸而至，人的上下两处赤裸受冻，叫人难以忍受;而在暑天，成团的蛆蝇朝头、脚、后背、耳旁，乱撞，令人恶心欲晕。那时的公厕是无人愿去，但又每天不得不去的地方。

　　每天清晨，是公厕最“繁忙”的时侯：居在公厕附近几十百把户几百号人，都要“光临”公厕“清空”一夜的“积存”。那公厕男女间就各七八个“档位”，“坑”少“客”多，故而公厕门外无可奈何抽烟者候着者有之，满眼焦虑提着裤带者等着有之，长吁短叹、唠唠叨叨的焦虑者有之，更有直接冲进去，采取“叮人抢位”者也有之。 “占个茅坑不拉屎”，真实地道尽了人们当时的怨恨和无奈心情，这句话至今还有生命力。

　　晚上入厕最怕碰上公厕的电灯损坏时候。特别是没有月光的深夜。摸索进门，摸索找到档位，摸索判断两脚踏准在蹲坑的两边，既不过开，使腿用不上劲，也不能过窄，让脚掉下蹲坑;要恰到好处地蹲下去凭感觉把大便准确“投向”坑内，确实是个“胆大心细的技术活”。清冷的天气、漆黑的房屋、酸臭的气味，这样的氛围对孩子、妇女和老人来说无疑是一个艰难的挑战。尽管他(她)中有人手里拿着火柴甚至电筒，摸摸索索、忐忑不安入厕完成了整个流程。可有些孩子根本不敢独自进去，就悄悄地把“雷”埋在厕所门口，以至于后入厕者不小心碰了“雷”，“踩着屎都不知道臭”，提着裤子往家走。

　　我那时也有十来岁，正是爱面子、知恐怖的年龄，碰到厕所无灯情况，只得“舍近求远”，硬着头皮走到离家一里远的工人电影院对面的公厕或市大轮码头侯船室公厕“解决”。据我所知，这两处公厕是当时黄石中心城区最好的公厕：定时水冲式，水磨石地面、半人多高瓷砖墙，更重要的是晚上电灯肯定亮，给人以安全感。

　　公厕之囧斗

　　十年“文革”，城市公厕也难为“平安之地”。令人想不到的是，屡屡发生冏斗竟是为粪水。

　　“文革”初期，公厕曾短暂地“香过”一阵。城市里的公厕被作为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好地方”，而受到“造反派”的“青睐”，频频安排“没改造好的坏分子”来此“深造”。有的还是“反动学术权威”，这些公厕也在“没改造好的坏分子”精心“打理”下而变得“吃香”，入厕的人多了起来，粪水也丰富起来，呈现一派“祥和”气象。

　　然而公厕的“香”景不长，随着“文革”的“深入”，社会上 “打砸抢”兴起，城市的一些党政机关遭到冲击而瘫痪坏，城市管理缺失。城市各处各公厕也不同程度“遭受其害”。先是城市周边农村的少数农民乘社会动荡，在夜深人静之时，挑着粪桶或拉着粪车步行十几里来城区各公厕“偷粪”。他们用一种特制的长杷子直接从蹲坑把“所需之物”捞出来，装进粪桶里，挑(拉)回农村。据说大粪在村里 “蛮值钱”，一担粪水超过“正劳动力”一天的收入。毕竟是“偷”，来者心虚胆怯，慌里慌张，现场留下的“痕迹”难以让人睁眼、呼吸、下脚，引得周边“革命群众”极大愤慨。于是凡来偷粪的农民，“革命群众”一经发现，大呼大叫，进行驱赶。“散兵游勇”的农民挑着空粪桶走十几里进城，到头来连一点粪渣子都没捞着，确实使人沮丧。

　　后来农民们学习“造反派”在打砸抢中的“套路”，组织了“抢粪队” 来硬的。七八人、上十人一伙，“明目张胆”抢粪：夜半时分，他们戴着柳条编的安全帽，挑着粪桶、提着粪瓢、拿着铁锤钢钎(砸锁、撬粪窖盖板用)，大模大样直奔公厕。他们分工明确，动作流畅：先砸开粪窖上的铁锁，掀开盖板，有人掏粪、有人递桶、有人转运、有人放哨，一池大粪一抢而空，扬长而去，留下满目疮痍。如有居民发现，上前阻止或叫喊，“警戒的”当即横握粪瓢，双目怒视，步步威逼，进行恐吓。望着那“黄灿灿”的粪瓢，“革命群众”无不望“瓢”而退，哑口无言。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为应对偷粪抢粪不堪骚扰，革命群众也仿效运动中的作法，与周边农村生产队联系，派贫下中农代表“接管”公厕：在公厕旁搭一间栖身的棚子，对公厕实行24小时无间隙“严管”：白天在棚子里吃饭，打扫公厕卫生;晚上则在棚子里睡觉，防偷赶盗。时刻关注肥水积攒进度，隔三差五调来精壮农民和马车木船转运肥水。一时间，黄石城区几乎所有的公厕旁边都搭有一个简陋的棚子，各个大小公厕皆被“贫下中农”牢牢占领。在夺占各公厕期间，也曾发生过一些零星“冏斗”。为抢占某个公厕“管理大权”控制粪水，两个生产队的小伙子双方先是嘴巴斗狠，后升级为用粪瓢互相泼粪，一决雌雄。这种冏战也是今古奇闻。

　　这些占领公厕的“贫下中农”都非常善于团结周围的人民群众：新麦割了，给邻居们送两三斤新麦面做饼;绿豆收了，均一两升新绿豆给居民们熬绿豆汤。从而赢得了“革命市民”的好感，受到了“革命市民”的拥戴。记得八十年代初期，我也享受过这种“关照”。后来即使有人来偷粪，邻居们会自动站在“贫下中农”的一边共同御盗抗抢。

　　这个“文革”期间公厕发生的“冏斗”，随着“文革”的结束，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慢慢消失。

　　公厕的囧文化

　　新建成的公厕是间最缺文化氛围的房子，内内外外就男女两厕门框上各一个字：“男”、“女”，连一个“厕”字也不愿加上去连成“男厕”和“女厕”成词。可就是这个臭哄哄的地方，有着别样的公厕冏文化

　　公厕内的“礼仪”是有讲究的。每天进同一公厕的通常是左邻右舍、房前屋后的熟人，正因为是熟人，所以在公厕里相互寒暄是要有“技巧”的：可说可不说的话，尽量不说，包括称呼人：一小孩在街上叫“叔叔”、“阿姨”是礼貌，在那场合会令人尴尬;再就是非说不可的话，尽量长话短说，没有“急事”，谁也不会到厕所来，更不会在这臭气熏天的地方听你娓娓道来。这些入厕小“贴士”我六七岁时耳闻目睹都会了。其实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在公厕里相遇，甚至同一“进行时”是有的，但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视而不见、含而不露、听而不闻、做而不说等，人们在此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你会猜测到的。

　　人们对孩子在公厕里的墙上写写画面非常宽容，今天张三写“李四是个大坏蛋”，明天李四就还个“张三是个大肥猪”之类从不指责。以至于新厕墙上不长时间内就涂满了孩子们五颜六色的文字和卡通画。

　　正是这种宽松的环境，麻痹了上厕者的“革命警惕性”：有人把印有“最高指示”或“伟大领袖”照片的报纸当成手纸擦了屁股。当时的报纸，天天都要刊登“最高指示”，隔三差五、逢年过节还要刊登“伟大领袖”的照片，而过期的报纸又是每个家庭、每个人当成手纸的首选。一些粗心的人或小孩入厕用纸不细心，往往看了报纸的一面，而忽视了另一面，造成这种“反革命现象” 屡屡发生。开始大家看到擦了屁股的 “最高指示”甚至有“伟大领袖”照片的报纸诚惶诚恐，后来大家见多了，习以为常。但是派出所一旦知道有把有“伟大领袖”的照片的报纸当手纸的事是要追问的。于是，人们上公厕有一“习惯动作”，擦屁股前，看看手中的报纸有没有“伟大领袖”的照片和语录，尽量避免这类“反革命现象”在自己身上发生。

　　如果那时说用印有“最高指示”和“伟大领袖”照片的报纸入厕是人们的粗心失误的话，那么公厕里发现“反动标语”(俗称“反标”)，则是有人对社会现实不满的有意渲泄和报复。在“文革”时期，几乎所有的公厕发现过“反标”，有的是多次发现“反标”。

　　一次，我为图清静，径直到家旁公厕最里面蹲坑“办事”，正在快畅，陡然发现隔墙上有五个粉笔字：打倒△△△。这是典型“反标”是个成年人的笔迹。十三四岁的我吓慌了手脚，匆匆擦了屁股提着裤子跑了出去，在公厕外，好久没缓过神来。我打定主意，既不告诉家人，也不报警：发现“反标”时只有我一人，报警怕没人证明不是我写的而说不清楚。一会儿，有人进了公厕，又有人慌慌张张跑出来，再过一会儿来了两三个警察拿着照相机进了公厕，公厕马上实行“戒严”：男人们无论大小统统不许入厕。派出所的人要勘察现场，拍照存档，清除“反标”。而这间公厕己有多起“反标”事件了，可从来没有听到破案的消息。为什么“文革”时期，公厕屡屡出现“反标”，迄今还真是个谜。

　　公厕的囧趣

　　一群人共同使用某间公厕一段时间，就会在使用公厕时形成一种有趣的默契，这种默契我称之为“冏趣”。

　　十二三岁读初中时，我们借用电影《地雷战》的情节，叫上卫生间为“埋地雷”，读高中时，正逢我国进入联合国，我们改成叫“去大使馆(去拉屎音意)”，读大学时，人有学习一紧张就有屎意尿意现象，把去卫生间称之为“卸包袱”。各个不同时期，各个不同圈子朋友对“上厕所”有不同约定，当然，说得最俗的是“解手”，说得最文雅的是“对不起，去卫生间方便一下”。

　　1974年初冬，我作为知青下放大冶陈贵一王姓村庄，开始接触农民和农村，也见识了农村的厕所。由于山里林场的知青点没建好，起初我住在村的一农户家里。房东是位四十多岁的“光棍”大叔，他有祖上留下的一套明三暗五青砖到顶“豪宅”。遗憾的是，诺大的房子里竟没有厕所——他的私厕在离他家不远的自留地旁。村里又没有公厕。如需“方便”，作为男青年的我，白天雨天甚至落雪天都能克服—全湾所有在路边、田边的私厕都能“自由出入”，但是冬天晚上“起夜”还真麻烦。好在“光棍”有“光棍”的法子：他带我看了看后房的一个大粪桶说：满了我俩抬到地里去。

　　三个月后的开春，各村的知青到已建成的南山林场知青点生活和劳动。知青点的知青宿舍和食堂已建成，可“公厕”来不及建。林场山沟沟里一下子来几十名青年人，一大部分是十八九岁的大姑娘。为了应急，农场将原来几名农工用的厕所改为“公用”。这间农村公厕也颇有特色：在地下坑里埋口大水缸，缸上摆放两块三四寸宽，约三尺长的木板当作脚踏板，两踏板中间斜放着一被称为“搞屎棍”的棍子。沿着水缸外围，用什么茅草、油毛毡围成个圆锥形，留个进出的口子。见物思名，大概这是农村人们叫“茅厕”的由来吧。这“茅厕”不分男女，先来先用。

　　大泉沟的男知青们颇有绅士风度，小“方便”，到什么墙边、树边等偏僻处独自解决;大方便，不得己才求助“茅厕”。一早一晚是“茅厕”使用的“高峰期”，知青们使用很快形成“默契”;男知青用厕一是嘴里叼根烟，如有人来，以咳嗽为“暗号”：此处客满，稍后再来。此时你千万不要以为入厕的人喉咙有什么不适。再如有如晚上入厕，一有动静，则用手电筒对着厕外乱晃，发出灯语：此处有人，请务前行。你又不能认为他是找什么野兔之类。女知青入厕就简单多了：一人“办事”、一人放哨，时间一到，相互“轮岗”。

　　我也无可奈何地用了一段时期的茅厕，个中苦楚一言难尽。我一直对这种茅房心存“敬畏”的：我总担心像我这体重偏高的人，入厕时踩断了那两根支撑我全部重量的木板，以致于入厕“操作时”始终不敢使劲，事后难言畅快。如遇到雨雪天气，望着那又湿又滑的木板，甚至不敢在那上面多呆一分钟。

　　两个多月后，林场的知青公厕大功告成。此公厕与城里也有不同之处：多了个猪圈，少了盏电灯。尽管美中不足，但知青们入厕终于迎来了幸福时光。

　　往事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十年前公厕的囧样、围绕公厕发生的那些故事已经早就淡于人们的记忆。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写于2020年7月 )

　　(作者简介：竺伟，系湖北省黄石市党史办资深研究员)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