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后，我回乡被安排到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1975年冬季的一天，我到杨林市向丰岭小学去参加一次教研活动。在那里碰到了我高中时的同班同学李昌义，他也是民办教师，也是来参加教研活动的。教研活动结束以后，李昌义邀请我到他的学校去参观。我看时间还早，就随着他到了他当时的三合小学。

走进教室，在学生课桌旁坐下。因为是星期天，学校里没有学生。没说几句话，李昌义就说，你先坐一下，我去摘点菜。说完他就提着一个四角篮子出去了。我们把到菜园子里采摘菜叫摘菜，自家菜园子种什么就吃什么。每天都要去菜园子里摘菜，新鲜又可靠（不担心有农药残留）。我心想，他去摘菜，可能是留我吃饭，再说他们自己也要吃饭，也就没有反对。在他去摘菜的空闲，我正好可以参观一下他们的学校。这是一栋有五间教室的平房，里面摆放着一些规格不一的课桌椅。两根木条架起一块黑板，斜靠在墙上。地面是土的，课桌上、四周的墙壁都洒落着泥土的粉尘。有窗户，不大，玻璃不全。这与我所在的学校的条件差不多，也就是当时农村学校的状况。

就是这样的条件，却是实现了“一无两有”（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学生人人有课桌椅）的学校，承担着普及小学教育的重要任务。

过了不长时间，李昌义回来了。他的四角篮子里没有装菜园子里的菜，装的是十个鸡蛋，还有一瓶酒（小槽坊酿造的酒）。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父亲。原来这个教学点离大队部很近，他父亲就在大队部卫生室里当赤脚医生。大队部有个小卖部，鸡蛋和酒就是在小卖部买的。

他的父亲以前见过，读过一些书，能够当赤脚医生，就是当时农村为数不多的文化人。他的父亲说话风趣幽默，能让你笑而自己不笑。也有人说他父亲会看相，可以从你的面部看出你的福分和坎坷。

李昌义一边与我说话，一边在学校的小厨房里烧火做饭。那时候，为了保证老师“三集中”（集中办公、集中就餐、集中住宿），每所学校都有个小厨房，解决老师吃饭喝水的问题。教师多的学校一般都配有炊事员，专职给老师们烧火做饭。在他父亲的帮助下，李昌义很快就把饭菜做好了。

吃饭还是在教室里，两张课桌拼起来就是餐桌，搪瓷缸子就是酒杯。一大碗辣椒末子炒鸡蛋，又黄又绿，油晃晃，香喷喷，再配上几个小菜，就是招待贵客的档次，平常很难吃到。我们一边喝酒吃菜，一边谈天说地，但谈来谈去总离不开学校、学生。那天我很开心，但说话不多，酒不敢多喝，因为我要步行四五里路才能回家。李昌义的父亲就拿话激将我：“你说话谨慎，喝酒把得紧，将来可能要做大官的。”我心想，我一个农民的儿子，民办教师都不一定当得长，哪有可能当大官呢？但这是第一次有人这样夸我，听起来让人很舒服。我赶紧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大口酒，又夹了一大块炒鸡蛋放进嘴里。记得那天我是带点醉意走回家的，嘴里总是散发出酒和炒鸡蛋的香味。

那时候，为了支持老师实行“三集中”，上级有关部门给每个民办教师每月发放8块钱的生活补助，可能有的学校发到民办教师手中的不足8块钱。我估算着，这酒这炒鸡蛋，可能要花掉李昌义一个月生活补助的三分之一。我喝了这酒，吃了这炒鸡蛋，后面的日子就只有靠他节约再节约才能度过去。

后来我才知道，李昌义所在的学校是当时三合小学的一个教学点，有育红班（现在的学前班）和一二三四年级共五个层次的学生80多人，由李昌义一个人进行复式教学。我常常想，李昌义是多么优秀、能干，有多么高超的管理水平，面对这些不懂事、淘气而又有些顽皮的孩子，他用什么魔法让他们乖乖地坐在那里，既听话又学习。他有多强的大脑，让五个不同层次的孩子既学语文，又学数学，既教他们唱歌，又教他们打球。他的工作量那么大，他那么辛苦，长年累月，怎么能承受得了。

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年，我考上了师范院校。没有做民办教师了，但五年多民办教师的生活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后来毕业分配到地区教育行政部门，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主管九年义务教育的推进工作。我到过许多农村学校，与很多老师一起吃过饭。无论他们招待多么热情，总感觉没有李昌义那碗炒鸡蛋那样香。我遇到不少偏僻农村学校的教师，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承担着繁重的工作任务。我见过有80多名学生的超级大班，还没有遇到像李昌义这样一个人教五个层次、八十多名学生的老师。

后来李昌义也成了公办教师，他当年所在的教学点不复存在了。随着学龄人口数量减少，农村学校进行布局调整，李昌义任教的学校也有多次变动。无论怎样变动，他都没有离开农村学校，一直在乡镇以下的学校任教。他的青春、智慧都献给了农村的孩子们，从未听他说一句抱怨的话。不是他离不开这方水土，而是他舍不得离开这群可爱的孩子。看到孩子从懵懂无知到知书达理，李昌义就像喝了一壶老酒，品了一盏香茗，一直甘爽到心底。这就是他的奖章，就是唱给他的赞歌。正是因为有无数像李昌义这样的老师长年在农村艰辛付出，默默无闻坚守，才有我们国家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历史性成果。

（写于2021年9月）

（作者系湖北省荆州市教育局退休干部）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