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订“责任状”，本来是加强工作责任心，改变敷衍塞责现象的一项好举措。可是后来却越签越滥了。辽宁省本溪市市委书记有所发觉，说“本来都是一些正常开展的工作”，还有什么签订责任状的必要!于是一举砍掉83个“责任状”。

　　没有必要签订的“责任状”签订了，这岂不是瞎忙乎?设其职，必有其责;在其岗，当谋其事。正常工作中的事，你不签什么“责任状”，也是理该去完成的，不去完成，就是失职、渎职，轻则责令你整改，重则要追究法律责任。这些正常职责范围内的事，为什么硬要去签订“责任状”，来个“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呢?

　　首先源于领导工作简单化。有的人很迷信“书面约束机制”，以为你签名画押了，岂能不好自为之?似乎这就可以省去许多复杂的思想政治工作。其实，没有坚实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基础，签订任何文件都可能流于一纸空文。到头来，工作失误，固然签约的人要负责任，同时领导者也要为轻信协约而付出沉重代价。

　　再就是形式主义在作怪。有的人很喜欢搞形式主义的一套，以为这就是工作有声有色的表现。其实，这些花拳绣腿、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只能是做给别人、特别是做给上级看的。力气还是应该花在创造效益的工作上，最终才能出好政绩。工作作风不踏实，爱搞些花架子，那是无济于事的。

　　还有个经济方面的原因。本来是一般性的日常工作，完成了是“本分”，不会得到特别的奖励;可一经签订“责任状”，工作完成后便有可观的经济奖励。本溪市如果不废止那83个“责任状”，到时就要为此而支付1000多万元的奖金。签订本来不该签订的“责任状”，实质上是在巧立名目私分公款，变着法儿损公肥私。

　　由此可见，当一些新鲜事儿(不见得就是新生事物)出现的时候，不要一窝蜂盲目地去争相效仿。前段时间，风行的“承诺制”与“责任状”也十分类似。其实也还得看“承诺”的是什么内容。如果都是些“日常工作”，那同样就显得缺乏实事求是之心，徒有哗众取宠之意了。

　　(原载1998年6月7日《湖北日报》)

　　范国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生于武汉。本科学历。种过田，教过书，做过工，后从政。曾任中共黄石市纪委办公室主任、调研室主任，中共黄石港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区纪委书记、区委副书记、区政协主席。系湖北省作协、杂文学会会员，黄石市散文学会主席。著作有《鸿爪情思》《沉睡的大漠》《磁湖夜话》《遥远的笛声》《思想树上的果实》《渤海日出》等。编有《黄石杂文选》《黄石散文选》《黄石青年杂文选》《悠悠黄石港》《散花洲》等书刊。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