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见过我的外公，但从小就听说过许多有关他的传奇故事。
     据族谱记载，外公王运孚（1876—1944），亦名信孚，字铁公，湖北松滋人，是当地一位著名的开明大士绅和慈善家。
外公出身书香门弟和官宦之家，年少时勤奋好学胸有大志，后中秀才，得堂兄资助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读法律。政治上追随孙中山。辛亥武昌起义后归国，任湖北省议会副议长（相当于省人大副主任），国会众议院议员（相当于全国人大代表），一度代任秘书长。1925年3月1日，以湖北代表身份进京参加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后，外公致力于佛学研究，初受禅宗，后深入密宗，成为佛学研究家，加入中国佛教协会。他是藏密（红教）诺那活佛的五位秘传弟子之一，曾出任湖北佛教协会主席。
外公爱好篆刻书法，尤擅汉隶，时人誉为“铁笔”。武昌黄鹤楼侧“大汉陈友谅之墓”墓碑及墓志铭，紫阳湖畔“湖上源”石碑等，均出其手。据说曾有武汉富商以八百银元润笔费方才求得他寿屏一堂，由此亦可见其书法在当时之地位。
     我母亲王绍家在一篇回忆我外公的文章中说，“他年少时就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国驰驱，男儿志也”的话。他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书法家。父亲的书法，民国初年在湖北是比较出名的。他的书法以刚劲为主，中含柔润，行草俱工。有人赠句赞云“绝妙银钩铁划书”。他年少时即能写大字，被多人誉之为天才。其实，他的书法是千锤百炼，下苦功练出来的，至晚年家居仍每天习字看帖，数十年如一日。
     外公早年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法律专业优材生，归国后又在中国政坛举足轻重，身任高职。日本侵华后，像他这样留学日本、拥有很高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力的中国政界名人，自然就成为了那些投靠日寇和汉奸走狗们竭力拉拢的目标。
但是，外公的爱国反日立场非常坚定，毫不含糊地公开表明自己拒倭抗日不合作的鲜明态度。
    1935年，汉奸王克敏、王揖唐等拼凑汉奸性质的政治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为扩大影响以壮声势，特邀请外公北上加入，并委以重职厚薪进行拉拢。因愤于卖国求荣，外公不为所动坚拒之，毅然携眷返乡皈依佛门，以示决不为侵略者所利用，民族气节炳然史册。外公此拒职抗倭之义举，在当时汉奸猖獗附寇风盛之际，异常瞩目，与京剧泰斗梅兰芳蓄须罢演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所表现出来的高尚民族气节，为爱国反日力量所敬佩，一时传为佳话。
     还有一件小事，也足见外公重民族大义而轻个人私利，拥有一片爱国之心。袁世凯称帝前，原国会秘书长辞职，临时硬派外公暂代秘书长。当时全国各地各派系迫于袁的威协，表示拥护袁称帝的电报雪片飞来，这些电报都落在外公手中。倒袁以后，有一个日本巨商闻风要以极高的代价买去这些民报。外公认为，这是我国耻辱的记载，岂能落入日本人之手？个人私利事小，国家名誉事大。为免后患，他利用走亲戚之机，找几个火盆，把这些电报全部烧掉，足足烧了一天一夜。
     外公桑梓情深，携眷回乡后，富甲一方然乐善好施，尽力兴办慈善事业，与同乡在武昌购置筹建松滋同乡会，供作本县赴省学生入学前栖身之所。1935年，他将其藏书数千卷馈赠予松滋县图书馆。
     外公的这些忠义爱国和慈善为怀之举，与其从小接受祖上传下的诗画传家、忠厚济世、不慕虚名、宽厚容人、低调处世的家风陶冶不无关系。此延续了数百年的优良家风给他烙下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印记。
    1944年，外公病卒，享年68岁。郭沫若曾写挽联悼之。
     在纪念抗日战斗胜利70周年之际，撰此短文，以慰外公在天之灵。
                                                                               2015年9月  于香港
（本文作者系王铁公外孙，香港资深传媒人。文章由湖北省松滋市人大副主任王文标同志转来，王文标同志系王铁公先生第四代孙）
    本文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