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到今，历朝历代，对各级官员来说“在其位要谋其政”，这是为官者一项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如是，“政声人去后，后人待评说”，便成为一个亘古不变的理话。近读《宋书·谢灵运传》后，方读出了这个悲剧性人物，以诗才当政才的悲哀。

　　谢灵运是南北朝时著名诗人，可称之为我国山水诗派的开创者。元嘉十年(433)，他49岁那年，被宋文帝刘义隆以“叛逆”之罪处死，在广洲受“弃市刑”，在刑前的诗作中写到：“凄凄凌霜叶，惘惘冲风菌……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等句，令人读后颇感凄怆。他的人生悲剧的演变，固然与当时的皇权与世族争权夺利相关，更重要的还是他缺乏文化人的气节和不健全的人格。

　　谢灵运出生在书香门弟，是东晋名将谢玄的孙子。他从小寄养在钱塘杜家，故乳名为客儿，世称谢客。又以袭封康乐康公，故也称谢康乐。入南朝宋时，曾任散骑常待、太子左卫率、永嘉太守、秘书监、待中、临川内史等官职。他幼年便颖悟非常，博览群书，善于诗作，其文之美，其时江南无人可比。尤以五言绝句的山水诗饮誉之大。

　　每当“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野旷沙岸静，天高秋月明”等描景佳句频出后，便会“士庶皆遍，名动京师”。就是这样一位出身名门之贵，又诗才横溢的主儿，被受封当官，那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儿。照实说，南朝宋两任皇帝对他的赏识够到份了，“日夕引见，赏遇甚厚”。已经官至皇帝的近侍官。而他人心不足蛇吞象，总嫌自己官小，对朝廷以文人的名义优待他不满意，一门心思谋求有实权的高官位。权欲不得，便愤然放荡行骇，对朝廷的一切消极对抗。结果，给自己带来厄运，遭到杀身之祸。其实，谢灵运在官场上，论诗才与政声，大相径庭，他的政声在坊间是很臭很臭的。就“在其位谋其政”来说，他是一个只当官不做事，专事游山玩水的典型驴友。他在永嘉任太守时，民间诉讼，一概政务，全然不理，萦绕心头的只有一件事：肆意遨游，遍历诸县。在京都为官，出城域游玩，一游就是半月数日。皆因这种我行我素的行为被人抓住把柄，遭到多次弹劾。

　　《徐九经升官记》里有句唱词：“为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谢灵运可悲之处就在于他为官不谋政，不为民做主。为了游玩作乐，他驱课公役，穿池植援，种竹树堇，无复期度;驱使数百门生，凿山浚湖，伐木开径，骚扰村民，惊动州县。他还把对民有利的两个湖泊占为已有，填湖为田，收入取红利。他利用官威和权势，鱼肉百姓，作威作福的霸道行径，已经把诗人的美名，文人的风雅抛掷殆尽。

　　既然谢灵运是这样一个把诗才当政才，把门弟和名位作为谋取私利砝码的不良之辈，缘何能屡屡为官呢?其根源就在于有南朝宋的宋高祖、宋太祖两代皇帝对他的宠爱与庇护。因对其诗才的钟爱，便对其产生“一俊遮百丑”的心态，明知有过错，有恶行，一再迁就，不欲伤之，“讽旨令自解”;特别是谢灵运不顾百姓利益，私欲膨胀，呈上要求决湖为田之事，地方官坚决不答应，宋太祖却一纸御批，州郡不得不履行，这是皇帝佬官明明白白地为谢灵运做了挡风墙，保护伞。正是皇上主子的过爱于宠，助长了谢灵运以诗才当政才，持才傲物，目空一切，持势作威的霸道作风。不可否认，仅从一位诗人的诗作《山居赋》与一位大旅行家来说，谢灵运在历史上还算是有名气的。而他把诗才当政才，当官不谋政，为官不为民的斑斑劣迹，则是他一生的最大悲哀。

　　中国人有一句古话：“文以兴邦，武以治国。”像韩愈、柳宗元、苏东坡、辛弃疾等等，也是在封建社会，而他们确是由文人、诗人出身的清官好官。谢灵运那种以诗才为政才，表现出“文人无行”的种种追名逐利的一生悲哀，后世人当引以为戒。特别是当下在任用官员上，可资借鉴的就是任才施用，扬长避短。类似于谢灵运之流，就是历史上仅凭诗才错用人，用错人的典型例证。

　　(作者为黑龙江省杂文学会理事、研究馆员、《尚志市志》执行主编，杂文家)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