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感觉属主观范畴，与客观事实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比如清王朝“天朝上国”的自我感觉就与客观事实差了十万八千里。

　　清朝从顺治到乾隆中期，经过4代人的励精图治，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迎来了自唐宋以来又一个高峰——康乾盛世。清王朝因此滋长了优越感，沉湎于盛世而自满自傲，自我封闭，自封“我大清”为世界老大，唯我独尊，沉浸在中华古老文明的夕阳余晖之中，浑然不知日之将暮。

　　“我大清”认为，中国位于世界中心，东面有夷，南面有蛮，西面有戎，北面有狄，而我在中间，故称“中国”，是万邦之首。不仅汉代开国皇帝刘邦是“龙种”，中国人都是“龙的传人”，凡属中国的都是最好的，中国人口最多，世界第一;中国物产最丰富，“万物皆备于我”;中国文化最发达，开化最早;中国人最聪明，无论外国的什么物什，都能从中国古代找到“雏形”，日本的方便面，那是中国宋代发明的待客方便食品;国际流行的名片，中国几百年前就使用了，古代称之为“名刺”;英国现代的足球，起源于中国古代的蹴鞠，领先西方几百年;苏联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论，中国先人早就论述过。还有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世界的贡献大着去了：没有指南针，哥伦布能航海发现新大陆吗;没有造纸术，如何写下从意大利到欧洲的文艺复兴史;没有火药，世界大战还会是冷兵器格斗;没有活字印刷术，今天的文化和科学技术就难以发展。还有人将易经当作二进制的鼻祖，竹蜻蜓被看作直升飞机的前身，《墨子》被当作研究几何光学的先驱。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我大清”认为，西方人长着鹰嘴、猫眼、长腿，只能站立，不能奔跑;眼睛呈绿色，畏惧日光，中午时不敢睁眼，是未经我中华文明教化的“化外之人”。西方文明是“异端邪说”，西方科技是“奇技淫巧”。西方人吃的不是农作物，而是牛肉干磨成的肉粉，吃后须中国茶叶和大黄帮助消化，否则会腹泻而死，所以这茶叶和大黄是“控驭外敌之具”。乾隆时期，有一位西方使者来京，赠送地球仪、望远镜、火枪、葡萄酒、钟表、钢琴等物品，乾隆老爷不屑一顾，说是“邪物”。广州驻华商务监督名叫律劳卑，广州官员见他时不称其官衔，也不称“大人”，而是根据“律”的谐音直呼其为“驴”。朝廷大学士徐桐对有人把美国翻译成“美利坚”十分恼火：我中国什么都是美的，美国还有什么美?我中国什么都顺利，美国还有什么“利”?我中国军队兵器无所不坚，美国还有什么“坚”?

　　“我大清”还认为，“天朝上国”实力雄厚，兵强马壮，八旗雄师打遍天下无敌手，可用武力抹掉小日本，可与世界上任何强敌抗衡。1900年，慈善太后在“爱国大臣”的忽悠下，作出了“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的不可思议之决策——大清国向东西方列强同时宣战……

　　凡此种种，“我大清”自我感觉特好，信心爆棚，站到了喜马拉雅山顶上，“一览众山小”，浑然不知表面繁荣的背后潜伏着奢侈、腐败、骄横等潜在危机，更不懂得西方科技文明已超越东方，近代中国已在“工业化浪潮”中落伍了，人家在向前走，我们在向后退，差距日益拉大。

　　倒是“旁观者清”，许多外国人对“我大清”的愚昧、落后洞若观火，认为脑后拖着“猪尾巴”，身着不伦不类“裙装”的中国官员既愚昧无知又狂妄自大，中国的封建制度腐朽落后，大清国像一栋根基动摇、墙体裂缝、房梁腐烂的破房子，随便踹一脚就会轰然倒塌。1793年，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为乾隆皇帝祝寿，希望与中国通商，但大清“只有朝贡，没有外交”，全然不管外面世界的春夏秋冬。马戛尔尼回国后，给大清国打了个大大的差评。他说，中国“至少过去150年没有进步，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清政府好比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胜过邻舰的地方，只在它的体积和外表。”律劳卑则直言，只要出动三四艘巡洋舰以及三四千人的军队就可以达到让中国屈服的目的。藩属国朝鲜认为跟随中国没有希望，追随日本才能改变朝鲜的命运。

　　之后，外国列强争先恐后抢夺“中国蛋糕”，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每一次都把大清国打得大败惨败，继而跪下磕头，割地赔款，《南京条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一条又一条枷锁，把自我感觉良好的天朝上国勒得越来越紧，最后窒息而亡。

　　实践证明，自我感觉往往不靠谱，客观事实是检验自我感觉的唯一标准，偏离了客观事实，自我感觉越好越坏事。自信与自大只差一步，跨过这一步，真理就成了谬误，伟大就成了渺小。自信是必要的，自大是危险的，自大者难以成其大。

　　（作者本名许家祥，系长沙国防科技大学教授，杂文家，其杂文著作《台上的风景》获全国首届鲁迅杂文奖银奖）

　　编辑感觉：许家祥杂文，杂文家大脑的奇思异想，对社会的敏锐洞察，文字的绝对干净。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