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6月的一个夜晚，被发配新疆伊犁充军的林则徐路经京口(今江苏镇江)。在与两江总督裕谦幕客魏源会晤时，将自己在广州主持翻译的《四洲志》书稿交付之，并郑重嘱托他进一步广泛收集资料，编撰一部更为翔尽、更为可靠的史地全书，以助制订抗敌御侮良策。

　　魏源焚膏继晷，以一年多时间，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增补大量文献书刊资料和自撰的多篇论文进行扩编，完成了《海国图志》五十卷本。道光二十七年增补刊刻为六十卷，后又辑录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于咸丰二年补成一百卷。它全面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宗教及民俗文化，“综一代典，成一家言”，(龚自珍语)魏源也由此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海国图志》是一部怎样的著作?它对推进我国近代史发展起到了哪些积极作用?它在我国乃至世界史地史上有何贡献?笔者学识不逮羞于论及，这里仅就此书当年的命运絮叨一二。

　　在中国古代，受认识自然水平的限制，人们想象在中国的四周是大海环绕，误以为中国位于全球中心。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使用“海国”这一概念，明确论述五大洲四大洋，中国与许多国家在陆地上是相毗的，这是对“天朝中心论”的一个反叛，自然遇到大清满朝士大夫的嘲讽和抨击。直至乾隆年间，像纪晓岚这样的知识分子精英在担任《四库全书》总纂官时，居然也对世界是否存在五大洲存疑，遑论那些冬烘先生!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战事失利。清朝腐败固然是其主因，但落后的中国不了解“夷情”，缺乏“长技”也是重要因素。魏源在《海国图志》序中开宗明义地说：“是书何以作?曰：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深受“重道轻艺”儒家传统浸润的清代朝野对外来文化不屑一顾，对西方“奇技淫巧”更是嗤之以鼻。就连曾修撰过美国通志《合省国说》、对西方自然科学技术颇感兴趣的开明学者梁廷枏也攻讦“师夷长技失体孰甚”，还引经据典论证诸如火炮、舟船“皆源于中国，何必舍近求远师夷?”在那些抱残守缺的朝廷官吏看来，“吾政教礼仪超乎于万国之上”，根本无法容忍魏源对“蛮夷”的崇尚和赞美。

　　咸丰八年(1858年)，魏源去世的第二年，兵部左侍郎王茂荫曾奏请将《海国图志》刊刻重印，以便使世人“知夷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沉湎酒色的咸丰帝对这一奏折不予理睬。相反，主张将这本“大逆不道”的书籍付之一炬的呼声甚嚣尘上。在当年，《海国图志》一书仅勉强刊刻千余册，随即销声匿迹。

　　与《海国图志》在本国备受冷落的命运截然不同，它在日本则受到追捧，并产生极大冲击力。

　　《海国图志》被日本人发现纯属偶然：1851年，一艘中国商船驶入长崎港，在例行检查违禁品时，日本海关官员翻出三部《海国图志》，如获至宝。这部奇书很快在岛国传开，被推崇为“海防天鉴”、“天下武夫必读之书”。短短三年间，此书在日本出版的各种翻译版本多达21种。日本学者鹫津毅堂感慨：“海防之策莫善于是篇”。(《圣武记采要序》)日本大量翻刻此书，曾对明治维新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恰如现代日本学者井上靖在《日本现代史》中所言：“幕府末期日本学者文化人等的思想起了革命，倾向开国主义，其契机是读了中国的《海国图志》。”日本著名学者盐谷世弘叹曰：“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之用，而反被琛于他国，吾不独为默深(魏源字)悲焉，而并为清主悲之!”

　　应当说，中国和日本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即19世纪60年代开始进入近代化进程，中国前行的步履维艰，发展缓慢，而日本开始明治维新，整个民族发生重大改变，究其原因自是多端，但对《海国图志》的纳拒委实是拉开距离的一个表征。此列举一则轶事：日本有位改革者叫高杉晋作，23岁那年(1862年)，第一次来到大上海，去书店要买《海国图志》，书店老板一脸茫然，却起劲地向他推荐《佩文韵府》之类。高杉晋作甚为反感：“口虽唱圣人之言，身已为夷狄之所奴仆矣!”半个世纪后，梁启超评价说：日本维新派前辈“皆以此书所刺激，间接以演尊夷维新之活剧”，最终完成了改革图新大业，而在中国，“变法之萌芽遭到摧残，后于日本矣!”(《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斯言甚是。

　　作者简介：沈栖，笔名凡夫、聿飞，1951年生，主任编辑，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杂文家，先后出版有杂文集《世相纵论》《明天的废话》《实话直说》《告别“社会病态”说谎》《一个公民的闲话》《无花的蔷薇》《边看边说》《余墨谈屑》。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