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字人常被称做工具，且不无贬义。其实，就天然属性考量，人人都是“会说话的工具”;相同的是使用价值，不同的是价值。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将做学问概括为三重境界;抽象起来，做工具也不出三等品类。

　　《论语·为政第二》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者，强调表达态度，乃“修辞立其诚”也，藉以表现真性情，在庞杂言说中抵达“文以载道”，在客观效果上臻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无论笛卡尔宣称“我思故我在”，抑或黄遵宪主张“我手写我口”，强调和指向的，都是“是我所是，非我所非”的公民表达。范仲淹向来“不识时务”，因口无遮拦而官运多舛，好友梅尧臣作诗劝诫之多学报喜之鸟，勿像乌鸦报凶讯而“招唾骂于里闾”，范当即以同题诗宣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弥值玩味的是，范公于天圣八年与晏殊书如是写到：“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显然，无论罹遭何等困厄，范内心始终恪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无改“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其言可以立儒”本色。张志新为追求真理而被割喉残害，完成了公民精神的凤凰涅槃，成就了表达自由的浴火重生。对其盖棺论定，诗人韩瀚的《重量》，歌吟得最为掷地有声：“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86岁的柏杨宣布封笔之际再放豪言：“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李银河在《悼小波》文中写到：“小波是一位浪漫骑士，一位行吟诗人，一位自由思想家。”1903年，“不写作，毋宁死”的罗曼·罗兰，连续创作《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替英雄树碑立传，让世人“呼吸英雄气息”。他们殊途同归，藉以悲天悯人感天动地的自由表达，实现了生命意义的升华增值。为生命做工具，堪称上品。

　　尽管古今中外不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真理殉道者，更有“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自由战士前赴后继。然而，写手也是俗人，是俗人就免不了衣食住行。无论杜甫之“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还是王安石之“因知网罗外，犹有稻粱谋”，抑或龚自珍之“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都在昭示一个常识：表达，首先要吃饭。历朝历代，为生计而码字者均不在少数。比如，现下不少媒体评论员为了工资，不得不被代表“东家”立场，说不愿说的大话空话套话，唱不愿唱的“四季歌”，论证连自己也不信的意图伦理。职务行为不等于个体立场。他们之所以不得不忍受，口是心非“两张皮”、职务内外“两副脸”的人格分裂，皆因生计所迫。再比如，各类机构的职业“文字匠”，为了一份薪水做别人的“文胆”，不得不“为人作嫁衣裳”，写让上司高兴、取宠“东家”的文字，所写与所思，罕有“英雄所见略同”。为生活做工具，性属出卖劳动力，藉以使用价值获得价值，赖以养家活口，情有可原，无可厚非，可谓中品。

　　有一种做工具，既无生计之虞，又非职务行为，更遑论真理表达。此类工具发乎内生主动，专事为权势张目献媚，甘愿做主子“犬”“打手”。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臭名昭著的保罗·约瑟夫·戈培尔，在纳粹德国宣传部长任上时，以铁腕捍卫希特勒法西斯政权，将擅长煽动的“三寸不烂之舌”发挥至极致，被后人讥为洗脑的“宣传天才”“纳粹喉舌”“创造希特勒的人”。他被希特勒任命为宣传部长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纳粹党所列禁书焚毁，开启对德国媒体、艺术和信息的极权控制。悲催的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咒语也好，“上帝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预言也罢，都是无人可豁免的历史定律。虽然希特勒自杀前任命戈培尔为德国总理，但其自杀不久，戈培尔便毒死6个孩子后与妻子自杀。文痞，被《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为舞文弄墨颠倒是非之人，用群众语言表述，就是文化流氓，抑或，是文人与痞子交媾的杂种。“当代最著名文痞”桂冠，恐非姚文元莫属。此公因写作才华出众被张春桥赏识，遂断涯式堕落为十恶不赦的御用文人。有人回忆姚少时写作文，被国文老师笑评为：为了追求文章效果(感人或惊人)，写一篇作文就要写死一个人。不幸的是，此说一语成谶，彼时姚体文煽惑性登峰造极，被他笔攻的文坛巨匠差不多非死即残，他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用笔杀人的“大屠夫”。是可忍，孰不可忍!为献媚做工具不可原谅，只配称下品。

　　清人张潮有言：“傲骨不可无，傲心不可有。无傲骨则近于鄙夫，有傲心不得为君子。”我每每观看电影《叶问2》，总为剧中洪师傅的骨气而动容，当50多岁的他与30多岁的洋小伙比武时，因气力不济连番挨拳，被打死在台上也坚拒叶问扔白巾投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堪“惊天地”，可“泣鬼神”。他说：“为生活我可以忍，但侮辱中国武术就不行!”我也要说，为生活被工具我可以忍，但自取其辱主动献媚做工具就不行!是言，与码字诸君共勉。

　　（作者为江苏省扬州市杂文学会会长，《扬州杂文界》主编，杂文家，其杂文《痛打“狗心理”》获全国首届鲁迅杂文奖金奖）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