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情况下，说真话本不是什么难事。

　　说真话，今天刮的什么风 ?这不难回答。一个智力正常的人到外边转了一圈，看看天上的云往哪个方向飘，看看树枝怎样摇摆，看看河水怎样流，就能准确地说出今天的风向。说出这个真话不比写一篇800字的文章难，不比做一道初中的数学题难。

　　说真话，你能正常吃饱吗?说出这句真话，不需要多高的学问，不需要多强的表达能力。只要这人有正常的知觉，饿了知道饿，饱了知道饱，并知道吃得饱、吃不饱的含意，就能准确地说出他能吃饱还是不能吃饱。不用说大人，就是婴儿也知道用啼哭表示饿了，用摇头或吐出口中的食物表示饱了。

　　然而，天下事的难易不是一成不变的，本来极为容易的事，也可能变为让人很为难的事。

　　某天白云是向东飘的，水是向东行的，树枝是向东摇摆的，如果说真话，就应该说是西风。这是有百分之百把握的事，不会说错的。然而，如果有一个喜欢胡扯的人在场你就麻烦了。你明明说的是自然界的风，喜欢胡扯的人却说你谈的是政治上的风向，西风就是西方世界的风。你说刮西风，就说明你向往西方世界。而彼时向往西方世界又是一个不小的罪名。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既不敢说刮的是东风，也不敢轻易说刮的是西风。明明刮的是西风，你说刮的是东风，轻则有人说你做事马虎，不负责任，重则有人以为你故意欺骗人捉弄人。若说刮西风，又怕有一顶帽子正等着你。

　　同样，假如吃得饱就说吃得饱，吃不饱就说吃不饱，这并不难。假如事先有人警告过他，只准说吃得饱吃得好，不准说吃不饱吃不好，谁说吃不饱，谁就是污蔑大好形势，就是对现实不满，就是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就是想回到旧社会，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比如，减少你的口粮，让你更加吃不饱。反之，如果你说吃得饱，吃得好，说你的生活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就奖励你多少大米面粉(你已经好长时间没见过大米面粉了)。在这种情形下，要确实吃不饱的人说出真话就可能成为难事了。他要考虑说话的后果。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不能不慎重呀。

　　当说真话容易时，说真话的人就多。当说真话变难时，说假话的人就多。而说假话的人多了，说真话更难。皇帝的新装本不存在，说新装不存在是真话，说新装真美丽是假话。从安徒生的描写可以看出，当时是说真话难说假话容易。说真话难，不是难在认知环节上。认知是没有问题的，谁也没有看到所谓的美丽面料及新装。也都看到皇帝身上什么都没有，只要相信自己的视觉，就不难说出真话。那难在哪里呢?难在皇帝实际上已经相信了骗子的话，谁说真话谁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你说了真话，皇帝就可能认为你是不称职的人，你也就可能丢掉自己的饭碗。说真话固然显示了美好的品质，但毕竟保住饭碗更为重要。因此，除了那个小孩外，一个个都说起假话。明明没看到什么新装，却对新装大加赞美。

　　由上述例子，我得到几点启示：

　　启示一：不要将说假话仅归结于品质问题。在正常的年代正常的国度，不只是品质特别优良的人才说真话。只有敢于牺牲一切的人才说真话，这样的年代与国度是不正常的。对多数人而言，说不说真话不取决于他们的品质，而取决于说真话的难易。当说真话成了难事时，就很少有人说真话，当说假话能得到好处(或避免害处)时，说假话的人就多。

　　启示二：人的权利是一个统一体，是互为保障的。你讲真话，就减少你的粮食，让你更加吃不饱，在这种情况下，你明明吃不饱，也只好说吃得饱。也就是说，人家之所以叫你讲假话你就讲假话，是吃饭权控制在别人的手里。没有吃饭权，也就是没有免除匮乏权，同时也是没有生存权，也就没有说真话的权利。有饭吃的权利是有说话权的保障。同时，你没有说真话的权利，就无法将没有饭吃的真相反映上去，也就不能尽快救济免除饥饿。显然，吃饭权不仅是说话权的保障，同时说话权也是吃饭权的保障。

　　启示三：一个人(一部分人)不可以同时拥有对他人的多种控制力。如果一个人同时控制了另一个人(另一部分人)的A权利与B权利，那就可能利用A权利实际剥夺B权利，也可能利用B权利实际剥夺A权利。

　　（作者系首届全国鲁迅杂文奖银奖获得者，其获奖作品为《麻雀为何要自由》）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