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传，一台湾人谈大陆汉字改革，语惊四座：“汉字简化后，親不见，愛无心，產不生，厰空空，麵无麦，運无车，導无道，兒无首，飛单翼，有雲无雨，開関无门，鄉里无郎。……”笔者一百度，此话原说是一学者之言，足见此乃栽赃于人，借以攻击中国大陆的文字简化，并进行意识形态的丑化。

　　众所周知，汉字因书写与读音脱节，是世界上最难学的文字之一。而拉丁文“只要认识28个字母，学一点拼法和写法，除懒虫和低能外，就谁都能写得出，看得懂了。”大众(化名仓颉)创造出来的汉字，其构成法为“象形、会意、形声”等六书字形规则，但后来已跟此规则渐行渐远。“口、日”的象形本当是圆形，为了规范书写只能用方块。“滑”与“海”的谐声也不是“骨”与“每”了。故鲁迅说：“古人是并不愚蠢的，他们早就将形象改得简单，远离了写实。篆字圆折，还有图画的余痕，从隶书到现在的楷书，和形象就天差地远。”“意义和形象离开了关系”的“谐声”，“已经是记音了”。

　　在汉字的发展进程中，笔画虽偶有增加的情形，但简化却是主要倾向，即用笔画少、结构简单的字取代笔画多、结构复杂的繁体字。古代的甲骨文、篆书、隶书、楷书都有简体字。宋元时期平民社会流传的一种通俗简体字，如“个、号、门、万”等，被称为“俗体字”，虽遭许多文人鄙视，却在民间记账、契约、书信，甚至话本小说里应用极广。虞世南、王羲之等书法家将这些群众创造的简体字书写出来，同样好看。

　　五四运动倡导白话文时，也提出了简化汉字以提高识字率和大众文化水平。1934年，语言学家钱玄同受政府委托主持编选《简体字谱》。1935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共收录了324个民间流传最广的俗体字、古字和草书字，并准备编入小学课本。可惜接踵而至的抗日战争使这次简化字运动夭折了，但它树立的“述而不作”原则成了日后简化汉字的指导思想。蒋介石退守台湾后也曾于1952年再度提出文字改革。1956年1月28日，大陆通过《简化字总表》，推行简化汉字运动，国民党当局始将简化汉字斥为“共党阴谋”“忘本卖国”等。此后汉字简化方案在台湾被赋予政治色彩而永久搁置，不了了之。

　　大陆简化汉字按照“约定俗成、稳步前进”的方针，大部分没有脱离六书传统，如“飞”更像鸟展翅凌空;“运、毙、牺牲”等为形声;“粜、籴、尘、笔”等则会意;“儿、币”等脱胎于繁体字的一部分，且古已有之。简化汉字减少了笔画数，由原来繁体字的平均笔画16画变为了10.3画;基本统一了各种偏僻的异字、讹字，减少了通用汉字的字数，降低了记忆和书写难度，协助减少了一亿文盲。

　　汉字简化也顺应了时代潮流。今天的“运”已由车与多种交通工具共担，且今日之车已非一根轴插入两个轮毂的古“車”，“運无车”何须惊讶。“开、关”也不限于“门”，我们更常开关的是电钮、手机、煤气灶等等。“親不见”亦无妨，远隔重洋虽不常见，却有微信相通，牛郎织女不也“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吗?以当今之常识来识别象形、会意的繁体字，迥然瞎子摸象胡编乱想也。

　　至于“国粹家当作宝贝的汉字”，我们依然可以保留它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正如不必大家都懂甲骨文一样，古汉字只能留给专家作为专利，“茴香豆”的四种写法让孔乙己承包，大众则无须把有限的精力和时间耗费在吃力的文字学习中。“大众，是有文学，要文学的，但决不该为文学做牺牲，要不然，他的荒谬和为了保存汉字，要十分之八的中国人做文盲来殉难的活圣贤就并不两样。”

　　愚以为汉字简化还有很多工作可做，许多笔画复杂的字仍有化繁为简的余地，有些多音字可省去不必要的读音。如“茜”读qian即可，用于人名时又读xi岂非多找一事?有人建议将用于定语后的“的”跟用于状语后的“地”合二为一，让“地”回归土地，只留一个di音。此议未尝不可，用拼音打字的电脑就很忌讳这一繁文缛节，常常不分“的、地”。

　　当然，最终定论须以专家为准。不过，专家也不能被因袭的包袱束缚手脚，还得多为大众着想。毕竟历史发展的趋势毋庸置疑：汉字改革未有穷期，方便大众乃第一要义。正所谓“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2017/8/30于洈水河畔

　　（作者系湖北省杂文学会会员、松滋市杂文学会顾问，其杂文《贪腐的起点》获第三届“克权杂文奖”三等奖）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