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云：“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八百年后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又说：人人应有自主之权，自主之权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雷颐《百年孤寂》P70)。两人都在说太平，但却不能相提并论。

　　岳飞说得很有道理。官不爱钱，办事便会公正，百姓便会受益。将不惧死，作战便会勇敢，国家便会安全。但是，这话有个缺陷，就是过于理想化。没有外部制约仅凭个人自觉，官员很难做到，至少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已被历史证明烂了。当然，历史上也不乏像杨震那样不爱钱的文臣，也不乏像“杨家将”那样不惧死的武将。但相比之下，文臣爱钱的事却更多，例子俯拾皆是，稍读点历史的人都能说出一箩筐，故不再说了。武臣惧死的也不少，唐玄宗的尚书左仆射哥舒翰，明崇祯的蓟辽总督洪承畴，都是一人系朝廷安危的重臣名将，但最后都因惜死而投降了。尤其在乱世和末世，这样的事就更多了。甲午海战爆发后，清军将领叶志超、卫汝贵率军增援平壤，与日军刚交手，就被吓破了胆，丢下部队和辎重向中国境内狂逃。例子也很多，也不再说了。

　　我琢磨岳飞说此话的背景很可能是：见识了太多爱钱惜死的文臣武将，令之痛心疾首，故才有如此药石之言。其实，文臣爱钱又惜死、武臣惜死又爱钱的“双料货”也不鲜见。还是那个卫汝贵，清军开拔前他先把24万两饷银扣下8万汇往了家中，还有今天的郭伯雄、徐才厚之流，可谓触目惊心。由此可见，仅靠类似岳飞这样的期待是靠不住的，因为爱钱、惜死乃人的本性。

　　梁启超不愧是近代的大思想家，他的“太平说”的气度、格局与境界，大大超越了岳飞。仔细分析两人所说，明显有四点不同。

　　一是对象不同。岳飞针对的是文臣武将，朝中官僚，用现在的话说，是“关键少数”。梁启超针对的则是全体公民。

　　二是思想资源不同。前者来源于被历代统治者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儒学讲究“君子政治”或“贤人政治”。比如：《大学》里讲：“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要求官员“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孔子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孟子说：“仁者无敌。”“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诸葛亮语：“亲贤臣，远小人。”范仲淹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司马光云：“彼贤能者，众民之所服从也，犹草木之有根柢也。”岳飞的“太平说”，与之一脉相承。

　　而后者则来源于当时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满清闭关锁国的大门再也关不上了，郭嵩焘、容闳、严复、康有为、蔡元培、孙中山等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横空出世。他们办学校办报纸办实业，西方的先进文化和生产力被大量引入国内，中国的思想理论界一时空前解放和活跃。而梁启超本人，又是这群“盗火者”中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的思想已完全跳出了传统的儒学思维，已与世界先进思想接轨。

　　三是道统不同。岳飞所言很符合皇权时代的规矩和“政治正确”，属体制内表达。而梁启超之论，则割断了与皇权体制的联系，抛弃了朝廷的“理论基础”，在老佛爷一干人眼中，乃典型的“异端邪说”。

　　四是路径不同。正因为思想资源与道统不同，也造成了两人的路径不同。岳飞是欲通过高级官员个人操守的示范和引导，从而使天下走向太平。梁启超是欲通过人人“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致国家走向昌盛。历史证明，梁启超讲的“人人有自主之权”很重要，且能确保岳飞“太平说”的实现。若人人都有监督官员的权利，就会迫使文臣不敢爱钱，就会将卫汝贵之流的将军淘汰掉。再以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改革为例，农民两三年光景便将瘟神“饿肚子”送走，以后专业户、个体户、万元户和致富能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大批农民企业家应运而生。国家不仅太平，而且欣欣向荣。为什么?关键是农民有了经济自主权，如此而已。

　　（作者简介：刘吉同，河南省新乡市杂文家，笔名为红河水、云边客）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