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则新近发生的轶闻——

　　德国小镇山麓黑尔克斯海姆的教堂至今还遗存着二战时期铸造的一鼎“希特勒钟”，中间凸显纳粹十字标记，钟面上还刻有一句希特勒的话：“一切为了祖国。”当年，它每15分钟敲响一次，还常用于婚礼和葬礼仪式。二战结束后，它被“禁声”。前不久，镇长贝克擅自启用“希特勒钟”，引发大量愤怒的声讨之声。在民众和镇政府委员会的压力下，贝克黯然辞职，还将受到法律制裁。因为贝克镇长的做法触犯了《德国刑法典》和《公开煽动法》。

　　查阅《德国刑法典》，第86条a款为“使用违宪组织标志罪”，即散发、使用、制造、储存、输入、输出或展示含有违宪组织标志的，可处3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刑。这里的标志包括旗帜、徽章、制服、口号或敬礼方式，而纳粹党在违宪组织里名列第一。此外，1992年德国修订的《公开煽动法》也规定，公开场合禁用那些能导致人们联想到纳粹主义的符号或标志。贝克镇长再度敲响那鼎已沉睡多年的“希特勒钟”，纯属罔顾法律，咎由自取。

　　在世人的印象中，战后德国在处理历史问题上做得很好，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面，另一面是，它也经历了从掩盖到揭露、从沉默到反思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毕竟结果是积极的。1945年第三帝国覆灭后，很多纳粹时代当官的人，仍在台上;他们的知识分子三缄其口，不愿担当“批判者”的角色;那些自觉或不自觉干过坏事的当事人，对曾经的岁月更是如瘟疫唯恐避之不及——德国《明镜》周刊曾称这些人为“沉默的邻居”。在新生代的敦促下，德国政府意识到：对历史不能选择沉默，更不能避讳。1958年，德国便建立了“追查纳粹罪行总部”，对数以十万计的案件开始调查;1970年12月7日，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维利·勃兰特的“华沙之跪”震撼全球，它不止是拉近了德波两国的距离，更是德国重新融入世界和平大家庭的启端。诚如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所说：“对纳粹主义及其发动的战争、种族屠杀和其他暴行的记忆，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自身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1994年，德国议会通过了《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在法律上限制了纳粹的死灰复燃。柏林墙推到，东西德统一，对纳粹时期的德国加害责任的认知并没有“降温”。如2013年1月27日“大屠杀纪念日”和1月30日纳粹头目希特勒掌权80周年前夕，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发表声明称：“德国对纳粹罪行承担‘永久责任’”，并向世人许下庄严承诺：“将以法律保护的方式不断清除纳粹遗毒。”

　　这里不妨列举德国在法律保护下留存的一个城市记忆：1945年2月，英美空军出动约1500架轰炸机，在德国的德累斯顿扔下3900吨高爆炸弹，进行了地毯式轰炸。据统计，因这次轰炸而死亡的人数有近20万。它被认为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死亡人数最多的空袭事件，德累斯顿也成为了二战史上被摧毁得最为彻底的城市。上世纪70年代初，德国议会通过议案，确定在德累斯顿市建立一座军事历史博物馆，将始于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终于1945年5月8日德国在欧洲投降的罪恶历史毫不保留地全然展览于世人面前，并在旧市场广场上竖立一块巨碑，镌刻着一行字：“源于德国、走向世界的战争恐怖，现在回到了我们的城市。”不推诿不掩饰，德国因直面历史而重新站立起来。

　　我从未怀疑过“德国是一个最伟大的文明遗存和最深重的罪行记录并存的国度”这一论断。在德国，第三帝国统治了12年，战后，其满目疮痍，遍地废墟;神话破灭，信仰轰毁;人们的心头也是一片废墟。经过一段时期的励精图治，德国经济复苏，雄风重振，又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究其原因之一，就是德国从政治和法律层面，将对历史真相的记忆制度化，并为人们的行为设定了底线。这种做法显然值得尊重和学习。

　　2017.10.3

　　（沈栖先生简介：沈栖，笔名凡夫、聿飞，1951年生，主任编辑，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杂文家，先后出版有杂文集《世相纵论》《明天的废话》《实话直说》《告别“社会病态”说谎》《一个公民的闲话》《无花的蔷薇》《边看边说》《余墨谈屑》。）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