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人尤瓦尔•赫拉利著的《未来简史》中，有一则资料：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决心建立集体农场，以实现全国农业现代化，但遭到农民反对。他派出军警摧毁传统村庄，将数十万农民强行安置到新的集体农场。尽管政府把集体农场描绘得像小天堂，农民却发现那里连农舍、田地、工具等等什么都没有。但政府官员偏对总统报告整个计划无比成功。结果，不到10年时间，坦桑尼亚就从非洲最大的食品出口国变成了粮食净进口国。1979年，全国农民有90%生活在集体农场，所产粮食却只占该国总产量的5%。

　　掩卷遐思，不由想起苏联推行集体农庄时，农业生产效率也相当低。赫鲁晓夫上台后推出了不少改革措施，终因治标不治本，始终收效甚微。其时仿效苏联的东欧各国，食品、副食品短缺也很普遍。朝鲜更是在1990年代的全国“苦难进军”之后，一直仍处于饥饿状态。

　　上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我国农民从事集体生产，虽然每天都起早摸黑，只是到了田间地头大都出工不出力，偷懒卖滑、打情骂俏是常态。大家称这种混钟点的磨洋工为“大寨工”，也叫“大呼隆”。生产队长情急之下，被迫采取了栽多少秧、割多少谷、摘几斤棉花才记几分工的办法——这就是最原始的生产责任制。但它并未根治痼疾，以至于1974年第一次世界粮食会议在罗马召开时，专家还在预言“中国绝无可能养活10亿人口”。

　　合作本是人类战胜自然的一大法宝。实行农业集体化之初，大家的力量拧成一股绳，无疑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农户的积极性一定会空前高涨。而后，由于决策缺乏民主，分配不够公平，农民的生产生活受到各级领导不分青红皂白的主观干预(如指定种植规划、兴办公共食堂之类)，集体的劳动成果被一平二调，还有干部多吃多占等等，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大呼隆”也就应运而生了。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 “三农”问题的 “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吹响了农业改革的号角。尔后4年又连续颁布了4个“一号文件”，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并出台各项配套政策，进一步巩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五个“一号文件”忽如一夜春风至，把亿万农民从绵延数千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产模式中解放出来，农民能够从事非农经营，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农村生产力和劳动力自身都得到了解放。此后，农民用于农业生产的时间远远低于“大呼隆”时代，粮棉油的产量却急速猛增。从1978年到1988年，全国粮食总产由4000亿斤增加到8000亿斤，2013年开始超过了1.2万亿斤，真正创造了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人口的奇迹。1986年，我国长期使用的数十种票证大多被取消。1993年4月1日起，国务院宣布取消粮票和油票，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从此，伴随城镇居民38年历程的粮票、布票等各种票证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彻底告别了短缺经济。由于孳生“五风”的温床被铲除，一度流行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及瞎指挥风也不治而愈。

　　“一号文件”的威力在于它顺应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追求和维护个人利益乃是人的天性，社会的责任是承认其合理性时，禁止它损害他人的利益。如果违背人性而别出心裁地设计一套乌托邦理想，最终都难免成镜花水月，徒留笑柄。顺势而为、因势利导才是最佳选择。

　　2017/10/10于洈水河畔

　　（作者系湖北省杂文学会会员、松滋市杂文学会顾问，其杂文《贪腐的起点》获第三届“克权杂文奖”三等奖）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