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丈不如行一尺”，乃佛家子弟“修行”箴言。法号为“破尘居士”的清世宗雍正，将其奉为规范干部言行的“一把尺子”。“量”干部之“说”与“行”，“度”干部之“德”与“绩”。很快，一改康熙后期吏治奢靡，官场“做实在好官，以实心行实政”局面日渐形成。

　　一开始，不排除雍正想装装样子，摆出倾听不同意见的架势，意在群臣中树立“明君圣主”形象。《清史稿》载，“世宗初即位，命诸臣皆得上封事”。对此，大家心知肚明，纷纷上奏些“无关痛痒”琐事。唯孙嘉淦直陈时弊，“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这三件事，如三把刀直插雍正心头，气得雍正跑到孙嘉淦所在的翰林院，大发牢骚，“翰林院乃容此狂生耶”?大学士朱轼回应，说“嘉淦诚狂，然臣服其胆”!雍正本想撒气，却挨朱轼一闷棍，苦笑道“朕亦且服其胆”。

　　平心而论，雍正绝非庸主。从把干部“说”与“行”，作为“提拔任用”的尺子，可见雍正用心之深，绝非只为装样子。雍正明白，“夫吏治不清，民何以安”乃兴国之道。宋钦宗之败，在“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根子在“欺世”;“贞观之治”，唐太宗明里听取魏征“直谏”，博“纳谏”美名，暗地里发誓“会须杀此田舍翁”，发乎“说”止乎“行”，方彪炳史册。《资治通鉴》载，唐太宗要杀魏征，原因“魏征每廷辱我”，用现代话讲，就是魏征“说”得太多。

　　可见，官员在“说”上，尺度确难把握。雍正要求干部“说一丈不如行一尺”，不摆花架子，重在求实效。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河南大旱，蝗虫成灾。河南巡抚石文焯奏报，全省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扑灭十之八九。雍正调查河南其他官员，察觉到石文焯的奏报不是实情，被重实效的雍正抓了“说”谎典型，痛斥他“如果不是你在欺骗皇上，就是你本人被下属欺骗了!”同是遭遇旱情，川陕总督岳钟琪，将其管辖的几个省区干旱情况如实上奏，并提出灾后恢复生产措施。雍正对这种工作“说”法予以褒奖，“凡地方事情，都如此据实奏报，不加丝毫隐饰，即一真字耳”。

　　同样在“说”上下功夫，兖州知府吴关杰，却遭雍正无情痛斥。原来，为博取雍正欢心，吴关杰把雍正一道谕旨，刻在府衙大门之上，说这样可以朝夕瞻仰，时刻不忘，并专门上了一道奏折，请皇上推广这一做法，命令各省文武官员，一律在官府大门刻上谕旨。雍正教训这位专事“说”讨好的知府，“此等迎合之举，没有必要，料理好你分内的事就可以了。这种事朕不喜欢”。御史李元直素以敢说闻名。他上奏雍正，说“现在一些大臣为保全官位，一味迎合，皇上认为可以，没有一个说不可以;皇上认为不可以，则没有一个敢说可以。”雍正认为，李元直说中了官场要害，予以鼓励。

　　雍正最忌官员“说”得天花乱坠，却“行”不实之功。浙江总督李卫，办事严猛，不徇私情，触动了不少人的利益。这些人合伙向雍正告状。雍正说，“朕赏识李卫，就因为他操守廉洁，实心任事”，弄得告状的人很是尴尬。河南巡抚田文境铲除贪官，果断坚决，有人给他罗列十大罪状，雍正予以一一核实后，决定严惩诬告者，下令田文境官升两级。他鼓励田文境，“小人流言何妨也，不必气量窄小了”。吴桥知县常三乐，廉洁安分，被雍正以失职罪，免去职务。山东曹县知县王锡圿，到任一年多，20起积案一件未结，雍正一气之下，摘掉他的乌纱，关进大牢。

　　后世有“雍正一朝无官不清”之誉。原因，盖与雍正坚持求真务实，讲求“说一丈不如行一尺”用人导向有关。然而，接下来连续发生在乾隆朝浙江总督王亶望、山东巡抚国泰、云贵总督李仕尧等贪腐大案，无不佐证“人亡政息”制度之失。雍正之后废“说一丈不如行一尺”，根子在“一个人说了算”。有一点应该承认，即使今天，“说一丈不如行一尺”的为人为官态度，仍有意义。

　　（作者简介：王俊良，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幼好读书，不求甚解。及长，从业媒体至今。偶有文字行世，赖众师友不弃。优点，好酒、好茶、好美食；缺点，喜书、喜游、喜美女。努力方向，争取写出不让人恶心的文字。）

　　编辑：杨东鲁